90年代文學的主要衝突，從80年代提倡文學的“獨立性”，更多地轉移到文學創作與商業操作之間的衝突上來。“雅”與“俗”、“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分也被重新提出。但在市場體製下，即使是“雅”或“純”文學也無法離開出版運作和文化消費市場的選擇。因此，“雅”與“俗”的區分也變得含混起來。
90年代的文學概述——文學現象
90年代社會生活和文學創作發生很大的改變，一些評論家提出了“新時期”結束話和“後新時期”概念。他們在將“新時期文學”看成一個整體的同時，認為到了90年代，文學的主題、總體風格、讀者與文學的關係都因為社會”轉型“而開始轉變”，因而，“新時期文學”“結束了”。他們把“新時期文學”看作一種社會政治形態的文學，而90年代文學則是“商業社會”的寫作形態。對於“後新時期”的概念則未得到普遍認同。
“90年代”文學與80年代文學之間的“延續性”要大於兩者的“斷裂性”。這是因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主要是由於市場經濟的全麵展開，社會文化並沒有作有意識的全麵調整。在90年代，文學作品與發展著的文化市場和文化工業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背景對文學的製約力量逐漸體現，並構成了文學的“實體性”的內容。
文學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學現象之一。在“新寫實”小說之後，文學界又提出過一些潮流性的命名，如“新曆史小說”、“新狀態小說”、“新體驗小說”、“現實主義衝擊波等。從90年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來看，難以看出類似於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那樣以潮流的方式推進的痕跡。在一個已逐漸失去單一“主題”並呈現“多元化”的社會，對於文學的基本想象和要求已發生了變化。而對於曆史的反省，也使得要求曆史發展和文學新潮對應的文學史觀受到懷疑。
在文體樣式上，作家們熱衷於創作長篇小說。長篇小說的數量在90年代大大增加，而且也受到了普遍的關注。在90年代較為活躍的小說家幾乎都創作了一部或幾部長篇小說。王蒙、王安憶、賈平凹、張偉、韓少功、張承誌、餘華、劉震雲、蘇童、格非等，在90年代最有影響的作品，幾乎都是長篇。長篇小說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作家和文學“成熟”的某種標誌。作家針對更為廣泛、複雜的問題而長時間地關注於一部作品的創作，有利於更好地表現時代主題。王安憶、張承誌、餘華等作家都在他們的長篇小說中顯示了鮮明的藝術個性。但長篇小說的興盛與商品化文學市場也有密切關係，而且長篇小說的出版往往能形成較大的影響。從閱讀上看，讀者隻要弄清了人物關係，對於一部長篇就可以不斷地看下去，而不需要像讀中短篇小說那樣，每次閱讀都必須從頭開始。從改編影視作品考慮，需要的也主要是長篇。
90年代文學的另一個現象是，文學批評變得越來越具有獨立性。如關於“學術規範”的問題，關於“後學”的討論，關於“人文精神”的論爭等。90年代的文學批評由於引進了歐美6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理論而日趨理論化，文學批評已不完全是對文學作品作出評價，而是尋求自身理論的完整性，是在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新批評、敘事學理論、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諸種理論，在90年代的文學批評中都有表現。理論的發展不僅豐富了批評的認知前提，也使得批評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同時，也對文學的闡釋和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
90年代由於文學在生產、傳播方式上的變化，以及文化立場分化的顯現，相應地在文學批評中出現了被稱為“文化批評”的形態。這種批評並不重視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品質作出判斷，而關注作品的文化性質和它如何被生產、被接受的過程，因而對文學的市場化作出了更為有效的解釋。但是，由於這種批評越來越與文學創作脫節，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很多文學研究者的質疑；而作家從一種傳統的文學批評觀出發，對90年代批評狀況也發出許多責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