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觀念和思想上的文學探索，表現為多樣的情形：發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獵的題材（愛情，性，瑣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經驗……）；創造在道德判斷上曖昧含糊的人物；嚐試某種美學風格，運用前衛的藝術方法（意識流，開放性結構，多層視角，紀實與虛構的互相滲透）等等。其間，最為重要的探索表現在“哲學”、世界觀上麵。這包括對文學的“本質”、對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的理解。這種對文學的思想性及表現手法的探索在文學的思想藝術形態上得到體現。創新的強烈願望，既是文學界充滿活力的證明，但也是浮躁心態的流露。不少作家意識到長久的文化封閉給作家們吸取人類文化成果帶來的巨大壓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緒產生的主要原因。
80年代文學的“潮流化”的傾向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們通常會采用組織“運動”、掀起“潮流”的方法，來提出其主張、表達其思想傾向，並加速其實現。批評家歸納作家寫作的某些類同點，給予突出和命名，也會使作家產生對“潮流”的趨近或依附的心理。這種傾向，在創作上，會表現為作品在取材、主題、方法等的趨近和雷同。
從總體上說，80年代的文學是當代文學的複蘇，在十年“文革”中遭遇打擊的作家們恢複了創作熱情，以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和方法表現了我國在進入現代化建設時期以後，在思想領域出現的各種傾向。80年代的文學，標誌著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了生機勃勃、百花齊放的新時期。
90年代的文學概述——變化中的文學環境
90年代中國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產和流通，與國家機製仍有著密切的關係。1992年，中國社會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文學體製的改革也作為一項文化政策開始施行。作家和文學刊物、出版社等原則上不再依靠國家資助，而進入市場。作家的生存方式因為市場化而改變，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優秀的作品。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移民文學”熱，《廢都》、《白鹿原》等小說的出版所形成的“陝軍東征”等。文學作品的存在，不再僅僅是作家的個人行為，而成為受到市場選擇的集體行為。
在80年代，“現代化”作為一種告別“曆史暴政”和解決社會矛盾的新的發展方案，在知識界的想象中，是充滿希望的樂觀前景。80年代整個文化氛圍的理想主義情緒大體是建立在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想象的基礎上的。但在具體的實踐真正降臨之後，人們卻發現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偏差；隨著市場調節機製的形成和消費文化的成熟，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和位置趨向了“邊緣化”。他們開始對自身的價值、所追求的文學理想、曾經持有的文化觀念產生了懷疑。因而，在90年代文化意識和文學內容中，80年代那種進化論式的樂觀情緒受到很大的削弱，作家們變得迷茫困惑，作品中批判和反省的基調大量凸現。
90年代的文學環境公開呈現出不同的文化形態和文化立場。與80年代不同，90年代，更多地卻是對“多元化”、“個人化”等的提倡。對於原先那些被理解為集體性或統一性的觀念，例如“發展”、“曆史批判”等的認識，趨於分化。這種分化不僅是一種描述性的認識，而且有其社會實踐的依據。自1992年市場經濟政策提出後，文藝政策上也作出了調整。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和發展，使得文學作品可以通過“第二流通渠道”（即非官方的出版和銷售渠道）傳播。同時，在90年代，中國的消費文化基本發展成型。“大眾文化”成為人們主要的文化需求，因而，90年代的文化分化更為明顯。對於這種分化的描述有多種方式。其中較為典型的一種是區分為三種形態，即“主流文化”（又稱國家意識形態文化、官方文化、正統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又稱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又稱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各種文化形態之間常常是互相交叉、滲透的。
文化的分流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的進一步分化。這種分化並不是以簡單而直接的方式進行的，而是在不斷的文化爭論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其中最為重要，規模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是1993~1995年間關於“人文精神”的論爭。一些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從對社會和文學中的一些現象的批判中提出問題，從而引起爭論。爭論的核心主要是圍繞知識分子的精神價值和社會功能問題展開。什麼是“人文精神”，如何看待消費性文化現象以及90年代的社會現實等，是其中主要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