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式學堂與學生近代學生是隨著新式學堂取代舊學書院出現的，而新式學堂又是伴隨西學東漸進程逐漸引進和發展的。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中西文化正麵相撞，刺激強化了西學東漸的趨勢。迄今為止，對於這一過程的探討有兩個明顯的局限：一是以先進中國人的主觀意向勾勒發展變化的線索；二是用正統主導文化涵蓋各個文化分層，而多少忽視了近代中西文化衝突融合的全麵性體係化特征，對於不同層麵不同區域文化的實際規範功能、反應差異與互動關係，及其對西學東漸的影響製約作用，缺乏具體認識和完整把握。從文化分層角度重新檢討西學東漸的開端進程，可以更好地認識作為中西文化傳通的主要載體之一的新式學堂如何被引進接受，以及學生的地位、作用與局限。
文化分層與西式學堂的引進
建立在發達農商經濟上的中國社會，至少宋明以後已經出現了官僚士紳的精英層、城鎮市民的通俗層和鄉土社會的民間層的文化分野日漸清晰的趨勢，不同文化分層逐漸形成各自的規範功能，在大社會的共同性下表現出相異相悖的傾向特征。這種由社會分層決定的文化分層，在接觸外來文化時，必然產生反應和作用的差異。
貴族官僚和士紳文化在社會中占據統治及主導地位。鴉片戰爭前後，麵對西方殖民者咄咄逼人的攻勢，以及異質文明巨大優勢的猛烈衝擊，一些經世派士人破除閉關鎖國的心物障礙，承襲明清之際學習西學的先驅的精神主旨，睜眼看世界，提出師夷製夷。盡管戰爭是堅船利炮的衝擊，而洋貨是奇技淫巧的展現，但物質文明刺激了人們對西方文化的全麵探索。他們不僅對傳入中國、目睹身接的洋貨洋器洋技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且試圖通過片斷的外來文化因子進一步觀照外在母體文化的整體形態，尋找民富國強的源頭秘訣。這種探索的目光也投向教育。例如魏源等人就發現，美國廣設學館，“以教文字、地理、算法”，故其人“文質彬彬”，“且人才輩出，往往奇異”。不過，魏源隻是覺得那些“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穿古今”的外國人，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不得再以“夷狄”《海國圖誌》百卷本，卷六十、六十一、七十六。目之。在他看來，夷之所長在於技，即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而沒有認識到在理的層麵西學可能優於中學，西方教育不僅使其人民普受教化，而且成為近代文明形成發展的重要基礎。對西學的優越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估價，使開明之士忽略了1623年。艾儒略所撰《職方外紀》中對歐羅巴學製的係統介紹。
鴉片戰爭後，中外接觸交涉逐漸展開。為了通曉“夷情”，國人開始注意西學，並逐步過渡到引進西式教育。一些開風氣之先者在與外來之人、事、物的接觸中，發覺泰西器利技精的原因，在於有大量專業書籍。如姚瑩談到他曾登上英國輪船，“見其酋室內，列架書籍殆數百冊”。交談之下，又得知“白夷泛海，習天文算法者甚眾，似童而習之者”。而在中國，這些學問則“幾成絕學”姚瑩：《康紀行》卷三。。感到在科技理論方麵中學遜於西學。1860年。代初馮桂芬、鄭觀應等人提出采西學、設學館，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認識到“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淺而入精微”《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三。。不僅公開承認自然科學的技與理兩個層麵中不如西，而且明確指出，隻有認真係統地學習，才能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掌握。由製器之技而格物致知之理，構成對西學認識進展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提出了引進西式教育的必要性。
從鴉片戰爭到1860年。代，有20年。的時間跨度，剛好是一代人的興替。仔細考察一下，其間在官紳士人層麵明顯存在一個學習西方的斷層。證據如下：1．這20年。中，清政府幾乎沒有任何趨新意向或變動，甚至已開五口的地方政權也很少相應變化。2．鴉片戰爭時期開眼看世界和學習西方的先驅們，到1850年。代初，大都已將其探索心得以著述形式做了總結，卻鮮有人實際嚐試。而後起之輩則到50—60年。代之交才嶄露頭角，在認識和行動上接續並超越前輩，而且隻有郭嵩燾、馮桂芬、鄭觀應等寥寥數人。1850年。代，這方麵的言行明顯處於停滯沉寂的低穀狀態。3．一般士紳極少回應魏源等人的前驅主張。1859—1860年。郭嵩燾一再憤激地批評士子官紳“通市二百餘年。交兵議款又二十年。始終無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語言文字者”《四國新檔·英國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66年。），第854—855頁。的保守惰性。這表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衝擊並未打開上流社會向西方學習的視野。如果沒有後此及下層的變化，睜開的眼睛大有重新關閉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