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容閎完整地提出他的計劃,是向太平天國的洪仁玕;第二,所提7條建議包括設立實業和陸海軍學校,頒定係統學製,是一份以西式教育為基礎的根本性改革綱領,也是中國人第一次要求全麵引進西學,建立新式教育製度。遺憾的是,容閎源自西方教育背景的主張,對於當時包括開明官紳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都顯得過於隔膜。馮桂芬後此提出的采西學,設學館,與此相比,仍隻觸及西方文化的皮毛。容閎試圖以文化排他性較弱,而與自己共同性較多的太平天國為依托,實現變革藍圖,還是反應平淡。前車之鑒,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投石問路,即使對曾國藩,也未將計劃和盤托出。中國實行類似變革,要待40年。之後,至於主觀上明確認識中西學以及中西教育製度宗旨的根本區別,則是下一世紀的命題。不過,容閎決非孤立的偶然例外,其同學中,至少還有唐廷樞、黃賽、黃勝等人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留下了足跡。隻是由於記載缺漏或觀念褊狹,下層文化乘西學之風浮升的現象,尚不為人們普遍認識和重視罷了。
西學東漸與走向世界,是體現近代中西文化關係的雙向互動過程。外來文化在沿海地區下層社會激起波瀾,進一步改變了安土重遷的習慣取向,激發人們走出國門的欲望。由固定人口轉變為流動人口,本來就是城鄉貧民應付天災人禍的習慣性調節方式。清代人口膨脹,土地資源日趨緊張,加上清中葉後戰亂頻仍,社會動蕩,出海謀生者早已絡繹不絕。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東進擴張,中國海外移民的走向逐漸由南洋伸展到歐美。從1785—1841年。當清政府及士紳階層連美國的方位還茫然無知時,已有至少24位中國人到過或定居於新大陸,其中一位來自廣州的王姓學生還進入了康威爾城的國外布道學校。到歐洲的人也日見增多,上述24位赴美華人中,有一些就是由歐洲輾轉而至。他們主要是沿海地區的貧民,也有少數仕途困厄的失意士紳和商人。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員遊曆歐洲,標誌著官方向西方學習從睜開眼睛躍上舉步出門的新階段。但出訪者一路上不僅在西貢、新加坡等地看到數以萬計的華人,而且在巴黎遇見“已僑寓十數年。”、“又解英法言”張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51頁。的寧波商人。令人奇怪的是,李善蘭為斌椿《乘槎筆記》所作之序竟說:“所曆十餘國,皆開辟以來,中國之人從未有至者。”這位中國當時首屈一指的科學大師也不能免於文化偏見,對書中所載事實視而不見。當1868年。清政府的第一個外交使團由外國人率領出訪歐美時,同船赴美的廣東“遊民”竟有800餘人,在舊金山定居者已達數萬之眾。誌剛:《初使泰西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頁。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平民百姓,才真正是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先鋒前驅。他們雖然很少著書立說,流傳於世,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卻依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首先,他們的行為經曆對親朋鄰裏發生直觀感應,潛移默化地使之產生到泰西謀生的欲望追求。在一定條件下,其影響還作用於士紳階層。如18—19世紀之交“遍曆海中諸國”《海錄·序》。的謝清高,當其經曆見聞引起鄉人楊炳南的注意時,就被錄之成冊,成為士紳認識世界的重要印證與補充,影響的時空範圍大大擴展。
其次,他們把中國的工藝器物、風俗人情帶往西方,引起異國人對東方文化的關注和交往需求。1868年。張德彝等人到舊金山時,隻見當地唐人街“所有閭巷市廛、廟宇會館、酒肆戲園,皆係華人布置,井井有條”,“遠望之訝為羊城也”。一些寧波、廣東籍商人在歐美經營中國貨,所獲頗豐,還有浙江民間藝人在歐洲各國巡回表演雜技多年。。
再次,當東西方正式接觸時,他們可以充當媒介。據說鴉片戰爭以前,美國政府曾讓一位住在紐約的華人擔任信使,希望向清政府傳遞信息。清政府的外交使團路經或抵達各國時,當地華僑紛紛前來拜見,除熱情款待外,還介紹所在國的時政大事及風土人情,甚至親任導遊,有助於初出國門的官方代表更好地認識世界。1868年。的使團到美國華盛頓時,一位華籍傳教士登門建議獻策:“公等旋歸,可將西國風俗政事之善者以勸華人之不善,不數年。間,華人必效西國矣。”此人言談雖帶宗教色彩,卻是中國人向祖國發出的效法西方、變政革新的懇切呼籲。同文館出身的張德彝用頑固派謾罵母校的語言斥責其剪發易服,數典忘祖,“取小利而亂大義”,反對“取彼數百年。之善政,以易我數千年。之善政”張德彝:《歐美環遊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46、66頁。反倒顯得道學氣太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