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引起社會舊結構開始發生鬆動變化。1887年。科舉製有所變通，候補官職者可以西學應試，丁韙良說這“一半即係同文館的影響”《同文館記》。。畢業生進入各界，由懂西文西學的學生替代語言不通、技法不曉的庸吏，增強了中國與外部世界溝通的能力。從19世紀的中西並舉到20世紀的新學壓倒舊學，一個本身兼學中西，處於上升趨勢的新興群體，無疑發揮了巨大的同步影響。學生的現身說法，對轉變士林風氣，改變舊的教育方式具有最佳示範作用。根據科學教育的需要，不少學校購置實驗儀器，增加實習操作以及實地觀摩。教會學堂還注重課餘教育，組織各種業餘研究會、演講會、辯論會，鼓勵學生探討科學、文學，並增設音樂、體育課程，倡導全麵發展。1890年。5月20日，上海聖約翰書院首次舉行運動會，以後定例為春秋兩次，包括棒球、網球、足球、賽跑、跳高等項目。學生畢業後走向社會，又將其體驗感受傳播擴散，對於求新好奇的士子童生產生磁力。新學生的走向打破了舊士人出路的狹隘界域，西式教育的梯次結構和專業劃分，為他們開拓了較寬廣的職業選擇麵，不必在崎嶇的仕途上擁擠競逐。小學畢業生除繼續升學外，還能“勝任練習生、服務員、聽差等工作”《帝國主義與膠海關》，第95頁。。教育的目的不再單純是培養官僚，而是麵向社會。甚至殘疾人經過學習也能獲得一技之長，自食其力，成為有用之才。更為重要的是，學生的出現改變了以往士大夫不重技藝，而平民百姓無心文學的隔絕狀態，將技藝不斷提升為學理，從而逐漸形成獨立自主意識，擺脫士人對官的依賴，在野的批判性轉化為對立的反抗性。
甲午戰敗和維新思潮興起後，在抨擊洋務運動的同時，不少人對學堂學生也予以激烈批評。特別是梁啟超，斥責“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複知有本國。賢者則為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為漢奸以傾國基”《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一，第81—84頁。。而包括教會學生在內的“所謂西學者，彝其語，彝其服，彝其舉動，彝其議論，動曰：中國之弱由於教之不善，經之無用也。推其意直欲舉中國文字悉付之一炬。而問其於西學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無有也。問其於西政富強之本末有所得乎？無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為洋行之買辦，下之可以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西學書目表》。。將紛紛揚揚的非議貶詞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點：其一，指責學生文化上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即從中體西用出發，認為學生“名為中西兼習，實則有西而無中”，視中學如贅疣，“既不講義理，絕無根底，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隻增習氣”《光緒二十四年。五月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中華書局，1928年。）第1冊，第137頁。。或雖於西文西學稍有成就，但“多不明大體，先厭華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孫家鼐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光緒政要》卷二十二。。其二，指責學生西文西學的淺顯，認為洋務學堂或隻習西文，觸及西學皮毛，或督導不力，“學生等平時在館，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氣浮，從不潛心學習”《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九日禦史陳其璋請整頓同文館疏》，《皇朝蓄艾文編》卷十四。。或隻言藝事，不講政教，不懂治國之道，富強之原。因此，30年。來空耗人力資財，而製器、譯書、商務、海戰者均告乏人，尤其缺少治天下的“政才”，無濟於國事。其三，指責學生臨敵怯弱，避戰投降，非但不能救國，反而誤國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