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有些督撫采取貌似溫和、實則更為狡詐的手段。張之洞為朝廷籌劃“消彌之法”，提出“拔擢一二人，以塞喁喁者之望”《籌論停科》，《新民叢報》第34號。企圖誘以利祿。湖南巡撫趙爾巽的表演最為老到。他一直做出“開明”姿態，拒俄運動中，曾到各學堂演說，並將陳天華的血書公之於眾，允許學生領槍習武，以至於兩湖和上海的革命黨人也一度為其所迷惑，不無頌詞。然而，他骨子裏對民主主義卻充滿恐懼，認為既然“鐵血”政策難以奏效，“若操之過急，則轉遂其為淵驅魚之計”。因此，他主張“暗加防範，明為開導，細為分別，庶期消患於無形”《沈祖燕、趙爾巽書信中所述清末湘籍留東學生的革命活動》，《湖南曆史資料》1959年。第1期。。1903年。6月，他見高等學堂學生在文章中暢言民權自由，於是撰文對民權大加攻擊，誣蔑“自由”二字，“天下古今之罪惡，皆假之以行”。並且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否定民權的現實意義，聲稱西方社會已由“平權”進入“強權”時代，因此，民權自由之說“在今日為陳言”。公然叫嚷：“以今之時，行今之政，正宜利用專製。”《撫院趙曉諭高等學堂學生告示》，《湖南演說通俗報》第5期。趙爾巽的這篇奇文，代表了統治階級中一批人的思想，一些官報也刊出類似文章。如《南洋官報》的《東譯〈民約論〉書後》、《自由界說》，《江西官報》的《讀南皮尚書建置存古學堂劄文》等。這表明，在學界民主浪潮的衝擊下，統治階級已經不能僅僅用傳統思想武器與民主力量正麵交鋒，而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和侵略理論，成為反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重炮。統治階級的代表從西方搜羅反民主的思想武器，據李伯元《南亭筆記》卷14：“趙巡撫湖南，一日，命駕至高等學堂，演說民權自由之理。諸生有駁之者。越宿，頒手書一道，洋洋數千言，其中引用華盛頓、拿破侖、盧梭、孟德師鳩、達爾文、斯賓塞爾、赫胥黎、瑪誌尼、克林威爾、林肯、加富爾、西鄉隆盛等人名，填塞滿紙。後其幕友告人曰：這位東家真是聰明，他買了二十六本《新民叢報》，看了半個月，就記得住許多疙裏疙瘩的人名，我們可真趕他不上。”清楚地顯示出辛醜和約後列強與清政府關係的反動本質。學生們從西方搬來的武器，不僅打不垮帝國主義，也不能從根本上打垮緊緊依附於它的本國專製主義。
這一時期進步輿論對待學潮的態度也有所變化。一些激進人士從反專製角度出發，繼續支持鼓勵退學。但是，退學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專製統治，沒有統一領導和中心目標，帶有很大的自發性和被動性。隨著鬥爭的深入擴大，其消極麵逐漸顯露出來。由於清政府的嚴厲鎮壓和自建學堂遇到經費、校舍、師資等嚴重困難，退學生又存在種種弱點，愛國學社與教育會分裂，杭州蕙蘭書院退學生的改進學社與浙江大學堂退學生的勵誌學社也發生摩擦，因而不少人從熱烈讚頌中冷靜下來，開始對退學提出異議。《蘇報》改良後，集中力量宣傳排滿革命，放鬆了對學潮的鼓動，其他報刊在這方麵的調門也漸趨緩和。這樣，輿論對以退學為主要形式的學界風潮的支持明顯減弱。
學潮緩退與學生運動的深入
1903年。底，拒俄運動高潮結束後，學潮並未戛然而止。正如當時人所說：“現今學界之風潮，既由浮動而趨靜穆，學界之事業，複由言論而進實行。”初我：《記常熟公立校發起音樂科事》，《女子世界》第8期。其表麵緩退實際深入表現在4個方麵：1.各地退學風潮餘波未盡，此伏彼起，有些地方聲勢更盛，頻率更快。但就全國而言，聲勢已不及前一階段。2．學生運動開始與收回利權運動相結合。3.學生團體增多，並出現一批跨學堂組織。4.排滿革命思想在學界蔓延傳播，在一些地方已發展為具體行動。
這一階段在蘇、浙、皖、贛、鄂、湘、粵、閩、豫等省和北京，因反對學校專製腐敗或壓抑學生民主傾向而起的學潮仍有數十次之多。在廣東水師、魚雷學堂和浙江、江西大學堂，由於學生們齊心協力的鬥爭，與之為敵的總辦、總教、監督等或辭職，或革退，或遁逃。常熟官立學堂因風潮屢興，無力管束，隻得讓學生立會自治。湖南臨湘小學堂學生退學後，地方官為了卸責，詭稱停辦。《學務處批臨湘縣稟小學堂學生無理取鬧教習辭退及擬暫行停講改修寢室各情形由》，《湖南官報》第838號。廣東武備學堂總辦也不敢奉行上司嚴辦學生的旨意，讓學生自請留學了事。
福建大學堂的退學風潮聲勢較盛。該堂向稱“福建學界之最黑暗者”，其“教育之方針，在使學生無粘合之性，而益以摧折其誌氣，使之英銳潛消，易服從於其肘腋之下”。頭班監督黃運昭對學生“臨之以獄吏之尊，畜之以奴隸之禮，恫喝淩侮之狀，無所不至”，甚至汙蔑學生團體為“扁體”。學生們對此十分憤慨，遂因黃無理斥逐學生而全班退學。二、三班同學聞訊響應，表示：“吾輩所貴，能養成堅健不屈之血氣，將來為國民出力耳。公等受辱，吾寧獨榮，公等皆去，吾寧獨留！”一致退學，並提出改良教則、實行自治、撤換監督、學生可以隨時演說、不得以退學故刁難學生等7項複學條件，總辦被迫全部接受。消息傳開，福州各學堂學生“多有躍然興起者”《投函》，《警鍾日報》1904年。5月29日、6月15日。有力地促進了福建學界的民主自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