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年。中國發生持續不斷的學潮，原因還須進一步深究。1902年。11月，潯溪公學發生第二次風潮時，應邀前往調解的蔡元培，以他對社會、教育和學生獨具慧眼的廣泛深刻了解，對學潮做了一番全麵公正、鞭辟入裏的綜合分析，很有普遍意義。他說：現在學校衝突之事，惟中俄兩國屢見之，學校不完備並非主要原因。中俄兩國均未實行共和立憲，“專製之國，則其學理之所闡，與夫政界之所涉，乃無一不反對”。學生覺得畢業後“必無實現理想之一日”，所以不惜犧牲學業，追求自由之幸福。而且，中國外交疲苶，社會腐敗，朝不保暮，當此危急關頭，學生行動起來無暇熟慮，不計後果。對於學生，蔡元培也有三派之分，甲派“多過時而學，則自以己負國民之義務。彼又日染於譯書之理論，日激於新聞之記載，則憤叱狂囈，血湧技癢，不知其所由”。“其性質喜理論惡實驗，喜涉獵惡記誦，喜頓悟惡訓致，喜自檢束，不喜受人檢束，喜自鞭辟，不喜受人鞭辟”。乙派“則其人穩煉而堅忍，以為世界強權，必當在學問家之手，我輩惟當以學問為目的。誠知吾學之成，不保不在國墟人奴之後，然吾之不學，則決非可以救此墟焉奴焉者。是故我孜孜為學而已，外界之衝因，苟非於我目的之學問有直接大關係者，或應之而反於我所目的之學問有障礙者，我皆慎避之而不為所動”。至於丙派，“無目的無意誌，盲從而動，盲從而靜，凡各學校佹出佹入者皆是也”。各校往往有甲派學生若幹人，不滿意於學校程度，“日日以其政治思想、權利思想，欲小試之於學校之中”，奪取校方權力。“其人必工文詞，長舌辯，能鼓動非甲派之學生以盲從之。而政界之影響，即非甲派之學生亦受之，而不能不微動者也，以故恒不免為所鼓動。此各處學校衝突之大原因也。”《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選報》第35期。盡管蔡元培最後歸結為學校與學生程度不合，未免以偏概全，大事化小，但基本上提供了一幅剖析透視學潮的全息圖像。概括說來，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1．嚴重民族危機的刺激和神聖使命感的激勵。義和團運動的慘敗和列強大舉入侵的教訓，一方麵普遍激發了中國各階層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的強烈民族情緒；另一方麵促使他們反省戊戌變法失敗與庚子國變的內在聯係，在變革圖存的問題上形成共識，產生了亟起求變的迫切情緒。1901年。後，列強表麵維持對華共管局麵，實際上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麵，加緊爭奪滲透。因此，20世紀一開始，稍有智識的中國人都痛切感到亡國滅種的危機正日益迫近。革命派說：“和議既成，則四百兆之黃種，必無將安將樂之一日。”《論議和後之中國》，《中國旬報》第32期。維新派說：“和議成矣，而彼廣索利源，遍踞要口，其實無以異於瓜分。且彼踞我政權，吸我精液，使我屈伏而不能奮，枯瘠而不自覺，則其害尤甚於瓜分。”傷心人稿：《論議和》，《清議報》第61冊。《外交報》的一番話，尤其形象地道出了當時中國人對於民族危難的沉痛感覺：“今日至大之問題，則中國之興亡是矣。”“此二者之機，自甲午以前觀之，雖數十年。而後決定可也；自庚子以前觀之，則十年。八年。而後決定可也；自庚子至癸卯之象觀之，則非但數十年。必不可待，即數年。亦不可，直如佛教所謂人命在呼吸間，出息不保入息矣。”《論中國興亡決於今日》，《外交報》第67期。青年。學生對此感受更為深刻，他們尖銳地指出：“支那之興也，二十世紀也；支那之亡也，二十世紀也，吾並知存亡之機，已藏眉睫。”因而沉痛呼籲：“中國而果大發其民族之精神也，則國猶可以永存；不然者，其必終為白人之魚肉土芥矣。”杜士珍：《橫議》二，《新世界學報》第9期。他們把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緊緊聯在一起，“吾不愛祖國，則祖國亡而吾輩死，愛之而行之，則祖國存而吾輩生”。《教育界之風潮》第5章。堅定地表示：“不受野蠻君主之壓製”，也“不受文明異族之驅使”。《為外人之奴隸與為滿洲政府之奴隸無別》，《童子世界》第24號。並且認為，當此“燃眉之急”、“朝不保暮”之時，“國魂惟賴書生喚，物競都從學界爭”《記江西大學堂改良事》，《蘇報》1903年。4月4日。“如待學之成，則已國墟而人奴矣”！《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選報》第35期。於是一次又一次發動鬥爭，以警醒國人，挽救危機。
2．反對專製的內在驅動。清王朝專製媚外，在學生心目中喪失了民族代表的資格。他們譴責清廷對列強“畏之如虎，媚之如狐”，聲言：“政府不可冀其複振，同胞不可任其塗炭。”翁筱印：《有強權無公理論》，《童子世界》第24號。許多人清楚地把“國家”與“朝廷”區別開來，提出“民者，國之主人翁”陳君衍：《論中國是誰之中國》，《童子世界》第27號。的觀念。既然“政府因循苟且，難以圖存”《南洋公學學生王君懷沂啟》，《蘇報》1903年。4月30日。則“今之國家存亡係於庶民，不在政府”，“必吾國民群起為支那之主人，然後支那不亡”。《教育界之風潮》第5章。學生們對扼殺變法導致國難的清政府強烈不滿，視為窒息民族生機的禍根。他們認為中國是“中國人之中國，而非異族之中國，外國人之中國也”陳君衍：《論中國是誰之中國》，《童子世界》第27號。鼓吹“外拒白種，內覆滿洲”。《為外人之奴隸與為滿洲政府之奴隸無別》，《童子世界》第24號。並進一步揭示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就在於幾千年。的君主專製統治，“我中國二千餘年。溺於尊君賤民之謬見，沉於扶陽抑陰之荒詞，以至積弱於斯”。《倫理課程之評判》，《警鍾日報》1904年。5月13日。麵對列強侵略，“當局者非特不籌因應之方，反壓製吾民以快其忿，政府病，中國病，一國之民，無不病於此焉”。《教育界之風潮》第1章。造成惡果的罪魁禍首，正是“前日之所謂皇帝，今日之所謂民賊”的專製君主。他們據國土為“私產”，民眾以“戰爭非衛己矣”，“何樂而為之”？學生們還斥責那些“詡詡然以忠勇相勵”的所謂“忠臣烈士”，不過是為專製君主賣命的“奴隸”錢瑞香：《論中國民族無尚武精神之原因》，《童子世界》第23號。對統治者吹捧為“中國之英雄”，而實則是“誤國”罪人的李鴻章之流大加鞭撻，指出：“不舉數千載破碎混亂之政而毀裂之、改革之，使前此之國賊民賊群賊人賊悉無所憑借，以存積重腐之窠臼緒餘，則不可與言愛國。”隻有推翻清朝，結束專製統治，才能“完全吾愛國之觀念，施行吾愛國之實事”《教育界之風潮》第5章。。把革命排滿，作為實現愛國宏願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