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後的興學熱潮與學生狀況清季新式教育，經曆了洋務、維新和新政三個發展階段，到1905年。由於正式廢除科舉製，舊學書院作為正統教育形式的地位根本動搖，新式學堂一枝獨秀，成為舉國關注的一個熱點。數以萬計的“洋”學堂和數以百萬計的“洋”學生，出現在都市城鎮，甚至窮鄉僻壤，對社會產生有力撞擊，強製性地改變了社會的既有結構，引起劇烈震動。
舉國相應的興學呼聲
在經曆了2000年。君主專製統治的中國，國家政權對社會具有決定性支配力。新式教育前三個階段的發展，均與統治集團內部的調整及其態度變化密切相關。1905年。後湧起的興學熱潮，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權力杠杆的推動與控製。
清政府主要從兩方麵促成學堂的勃興。第一，正式廢止科舉製。從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起，科舉製度在中國實行了1300年。雖然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但時過境遷，早已失去活力，成為束縛士林、禁錮思想、僵化社會的桎梏。戊戌維新派變法的要旨之一，就是變通科考內容，廢八股試帖楷法，改試策論，希望以此為救急之策，逐步過渡到學校育才，代替科舉取士。義和團運動暴漲慘敗的嚴酷事實，使人們意識到由原始本能的反抗情緒鼓動起來的民氣，不能救中國於危亡，更加感到啟迪民智、開通風氣的重要與迫切。1902—1911年。度上海海關報告稱：“自義和團動亂以來，包括政府官員、知識界、紳士以及商人階級在內的人士，幾乎普遍地確認，向西方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反對西式教育的人幾乎不見了。”《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第164頁。本來就對慈禧太後盡廢新法有所抵製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在著名的“江楚會奏”中建議：“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1903年。張百熙、張之洞、榮慶等又奏請“從下屆丙午科起，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張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七。。預期“十年。之後，取士概歸學堂”。
然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⑥《光緒政要》（崇義堂刊，1909年。）第27冊，第57—59頁。新式教育步履艱難。每臨科考，“師生相率而下場，官立學堂一律停課”公奴：《金陵販書記》，《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第393頁。。山西大學堂中齋於1902年。開辦時共招生200人，經壬寅、癸卯兩屆科考，中式舉人70餘名，均退學入仕。加上留學、病退等，空額過巨，隻得另行招補。王家駒：《山西大學堂初創十年。間》，《山西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為了擺脫困境，袁世凱、張之洞、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新實力派聯合奏請停科舉興學校。經曆了40年。洋務活動的興衰成敗，他們終於認識到：“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複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先自停科舉始。”科舉既廢，“廣學育才，化民成俗，內定國勢，外服強鄰，轉危為安，胥基於此”。⑥將科舉存廢、學堂興衰視為新政成敗的關鍵。由於科考取士根本不能滿足新政各項事業的需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廷正式詔令，自丙午科起，停止一切鄉試歲考。
廢科舉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大轉折和社會變遷的重要契機。對此了解中國的外籍人士感受更加深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說：“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製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改革。”《1906年。11月1日致瓦·姬樂爾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473頁。這既是反映社會趨勢的征兆，又是有效的刺激。其最直接的結果，是斷絕了數以百萬計的童生士子為追求功名利祿而競爭角逐的天路曆程，迫使他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批湧入學堂，從而將新式教育發展的巨大障礙轉化為強勁動力。在中國，士的社會地位十分特殊，它高居四民之首，屬於民卻不以民為結果，而以官為皈依。“學以居位曰士”《漢書·食貨誌》上。兼有士、仕雙重身份，並與在野官僚的紳息息相通。盡管士人有為民請命的傳統，對官有所批評和抗爭，也隻是為了防止官方的出格行為破壞既定的規範秩序。因此，從根本上說，士在官民對峙中以仰勢為主導，力圖使官民雙方的行為符合皇權政治的規範，形成對皇權統治的向心運動。士由民到官的社會流動是君主專製順利運行的重要條件，不僅保證官僚階層源源不斷地吸收民間社會精英，而且通過士的影響維係禮教和社會秩序。而為之溝通官民間距的橋梁就是科舉製度。橋斷路絕，士人失去傳統趨向與重心，不得不改弦易轍，尋求新的出路與平衡。清政府試圖以學堂為替代，重新接續。但兩種從形式到內容根本對立的製度，效應與作用實難契合。當時開明人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蓋科舉與學校有一最異之點，科舉之責望子弟也，在人人使盡為人才，作秀才時便以宰輔相期許，故丱而角者，格致之字義未明，而治國平天下固已卒讀矣。學校之責望子弟也，在人人使盡具人格，自幼稚園以至強迫之學齡，有荒而嬉者，國家之科條有必及，在其父兄或保護人且加罪矣。一言蔽之，科舉思想務富少數人之學識，以博少數人之榮譽，而仍在不可知之數。其思想也，但為個人，非為國家也。學校思想務普全國人之知識，以鞏全國人之能力，而不容有一夫之不獲。其思想也，視吾個人即國家之一分子也。科舉之義狹，學校之義廣，科舉之道私，學校之道公。”《光緒三十四年。江蘇教育總會上學部請明降諭旨勿複科舉書》，《江蘇教育總會文牘》第3編，第1—3頁。兩種教育製度體現了兩種不同的人才觀。前者造成越高越窄的金字塔形升官圖，後者則養成各盡其能、人人自主的新國民。學生的民官之路尚未溝通，清政府已被它自己放出魔瓶的精靈送上曆史的斷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