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編輯部的分化隻是一種信號，作為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最具代表性的群眾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也開始由思想傾向的不同而產了裂痕。
五四運動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多次論戰，中國共產主義者為建立中國共產黨所展開的各項工作，使五四運動初期由三部分知識分子——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新文記玩一戰線，商漸分化。到上1921年下豐年之時，分化的態勢已然凸顯。而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在《新青年》編輯部和“少年中國學會”內部更表現得極其明顯和具有代表性。《新青年》編輯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和指揮部。1919年夏秋之間開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第一次論戰——主妥是在《新青年》編輯部內部展開的。由於這場論戰所涉及的內容直接關係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引向何處去的原則問題，因此也表明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已經開始發生分化。盡管在這場論戰中編輯部的其他成員並未卷入，包括這場論戰的兩個主要人物——李大釗和胡適在內，也仍然在反對封建文化思想和介紹新思潮、探索社會改造的大前提下，繼續保持著統一戰線的形式，但編輯部內部的分歧已日趨尖銳和表麵化。
1920年9月，《新青年》自八卷一號起改組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機關刊物後，該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大量介紹俄國革命及建設的情況，這使北京方麵的編輯部成員胡適等人即開始對刊物內容深為不滿，並表示了冷淡，由此引發了一場圍繞著《新青年》編輯方針的大爭論。11月16日，陳獨秀致信胡適、高一涵，表示刊物以後將盡量趨重哲學和文學，以緩和矛盾。胡適在複信中提出解決刊物編輯方針分歧的兩個辦法：一是“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二是“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搬到北京來”，發表一個新宣言，聲明不談政治。編輯部成員中更有因此而提出“暫時停辦”的建議。11月23日，胡適又向編輯部成員李大釗、魯迅、錢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寫信，繼續解釋他雜誌遷移北京、聲明不談政治的主張。胡適的這封信發出後，在編輯部中引起強烈反應，編委會成員紛紛表示了各自的意見。陳獨秀強烈不滿胡適的主張，並為此發了脾氣。魯迅明確表示新青年應該談政治，而不是純以學術文藝為唯二內容。李大釗則表示如果能夠保持新青年內部的團結和精神的團結，編輯部北移北京可以考慮。周作人和錢玄同則認為，新青年雜誌作為一個同仁刊物，其編刊人員本是自由組合的，如果在內部主張“統一思想”，是同仁刊物的莫大恥辱，因此不能勉強調和統一，索性讓它分裂成兩個雜誌為好。1921年2月15日，陳獨秀複信胡適，明確拒絕將《新青年》移回北京。雙方的爭論和分歧更趨尖銳。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立，作為馬克思主義宣傳陣地的《新青年》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於同年9月暫時停刊，以後複刊，則是直接以中國共產黨理論機關報的麵目出現，成為一政黨的喉舌。翌年9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另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報，努力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同年，胡適等人另行創辦《努力》周報，宣傳實用主義、“好人政府”等。這樣，原來由三部分知識分子組成的新文化統一戰線正式宣告破裂。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和以胡適為代表的右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舉著各自的旗幟——《向導》和《努力》，公開對峙，分道揚鑣。而以魯迅為代表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則繼續在文化領域內向封建主義的文化思想猛烈抨擊，繼續探索社會人生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