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與紙幣
黃金和白銀作為貴金屬，都曾作為貨幣先後出現在曆史舞台上。
首先是黃金在秦漢前後被廣泛使用，然後是白銀在宋代開始登台唱主角，並且逐漸以合法貨幣的身份登上經濟流通舞台。金、銀在貨幣流通史上的代興，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過重大影響。
紙幣始於北宋交子，當時使用的交子、會子和關子，堪稱人類最古老的紙幣。隨著紙幣的發展，越來越多地涉及文字演變、書法藝術、雕刻和印刷水平等廣泛的領域，形成了我國特有的紙幣文化。
我國古代黃金貨幣
我國古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春秋戰國時黃金成為一般等價物，成為貴重的貨幣。戰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政治交往的頻繁，黃金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支付、貯藏手段，大量使用。
從我國5000年的曆史來看，我國與世界其他民族一樣，黃金在我國曆史上也是財富的計量單位和擁有財富象征，黃金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由於我國黃金總量上的缺乏，使得黃金很難成為財富流通中介的主角。在我國近代曆史上承擔流通貨幣功能主角的是白銀。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黃金的國家，在商代的墓葬中就曾發現過用金葉製成的龍紋裝飾品，至戰國時期黃金已經發展成為重要的貨幣之一。
我國古代的黃金主要產於楚國。楚國有一種有銘文的金鈑，這種金鈑大多呈方形，少數呈圓形，上麵用銅印印為若幹個小方塊，看似烏龜殼。完整的重約500克，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
金鈑上的銘文有郢爰、陳爰、專爰、隔爰等。這些帶“爰”字的金鈑，習慣上被稱為“爰金”或“印子金”。爰金有形製、銘文、重量，是楚國的一種稱量貨幣。
爰金在今湖北、安徽、陝西、河南、江蘇、山東等地均有發現，尤其以郢爰為多。
“郢”是先秦時楚國都城的名稱，首都郢始建於公元前689年，位於湖北江陵，後幾經遷移，公元前278年秦軍破楚郢，楚王遷至陳城，即今淮安。至公元前241年，考烈王又在壽春即今壽縣建都，名為郢。
“爰”是楚國的重量單位，一爰，即楚製一斤，約250克。從出土實物來看，整塊金鈑的“郢爰”每件約重250克至260克，正麵都刻有排列整齊的“郢爰”印記，印記多少不等。
戰國時期黃金的流通限於上層社會，而且隻在國際禮聘、遊說諸侯、國王贈賞、大宗交易時才使用。它是我國最早的原始黃金鑄幣。使用時，根據需要將金鈑或金餅切割成零星小塊，然後通過特定的等臂天平，稱量使用。
黃金作為法定貨幣，在我國隻有秦和西漢時出現過。秦的金餅不同於珠玉、龜貝、銀錫等器飾寶藏，已經是貨幣，擔負著價值尺度、支付手段、貯藏手段等職能。由於黃金價格昂貴，幣值很高，在使用時要求稱量的準確度極高。
金餅是貨幣的原始形式，隻能切割使用，沒有明確的麵值，需要經過天平稱量確定其價值，屬於稱量貨幣而不是鑄幣。
漢初沿用了秦代的貨幣製度，黃金與銅錢並行。西漢是有記載的黃金使用最多的時代。那時黃金一般被做成餅狀、麟趾或馬蹄的形狀，每斤約值1000錢，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儲藏、賞賜、贖罪等，發行量很大。
西漢的一斤萬錢僅為大致比價，實際價格是以當年各郡守所治理的郡縣內黃金的年平均價為標準換算的。因此每年的價格應該有所波動，而且各地的價格也可能有所不同。據《漢書》記載，從高祖以至平帝，帝王對臣屬的賜金，合計達90萬斤，西漢時黃金貨幣的支付，數量很大，一筆支付，動輒千萬斤。
《漢書·食貨誌》記載：衛青率兵反擊匈奴後，因功受賜黃金20餘萬斤。像這樣的巨額積蓄和支付，在我國曆史上算是最高峰了。那時的“斤”和今天的“斤”比起來，要小得多得多，大概相當於250克或者更少，金子的純度也比較低。
漢武帝時曾經發行的白金三品貨幣並不含黃金，這隻不過是銀錫的合金，很快就貶值廢止使用了。
至王莽時期，從8年至23年，王莽以幣製改革的方式大量的搜刮民間的黃金。例如金錯刀每枚當五銖錢5000枚，以當時黃金一斤價值1萬錢算，兩枚金錯刀可兌換黃金一斤。王莽用一兩多的銅，就可強行收兌百姓一斤的黃金。
據記載，王莽滅亡時宮中藏有黃金達70萬斤之多，這可能是自東漢開始民間黃金使用量減少的一個原因。另外自東漢起，我國就停止了將黃金作為機製貨幣使用，這是為何以後各時期的黃金使用量都沒有西漢多的原因。
而且另一種貴金屬白銀，開始在東漢以貨幣的形式流通。這使得在賞賜功臣或賄賂權貴時，黃金有了其他的替代品，此類事情在史料上可以找到相關記載。
自東漢起直至魏晉六朝時期，時常的戰亂以及政局的不穩定，都嚴重影響了黃金的開采，這是此段時期黃金使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黃金使用量的減少是指大規模的使用減少了，而民間小量的流通仍然是沒有間斷過。
黃金的低迷狀況到了唐代得到了改善，穩定的政局和旺盛的國力使黃金的使用又得到了增強。在大量的對外貿易中，黃金和白銀成了唐代主要的支付手段。
由於唐代實行的幣製是錢帛本位製，因此黃金仍然主要充作保值手段，而白銀也已開始作為流通貨幣使用，隻不過使用範圍很狹窄，使用量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金、銀、錢相互之間的兌換就必不可少，兌換業務便由此產生，出現了經營貨幣兌換業務的機構金銀鋪。
兩宋時期，白銀已具有貨幣的各項職能，使用量進一步增大，商品也開始出現以白銀作為價值尺度來衡量的狀況。
這種狀況到了元代則得到全麵發展，這主要是受到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女真族和蒙古族的影響，因為這些少數民族一直是以白銀作為貨幣來進行流通的。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便鑄了一批每個重50兩的元寶。元寶的名稱雖然早在銅錢上用過，但白銀的元寶，卻是元代寶貨的意思。而此段時期黃金在使用上並沒有什麼變動。
明代的貨幣製度歸納起來可以分為：鈔、錢、銀。明代早期用鈔不用錢，禁止民間以金銀交易，後來改為以紙幣為主，銅錢為輔，錢鈔並用。至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的流通更加廣
泛，盡管朝廷禁用金銀交易，但民間一直在使用白銀。
明英宗年間，明代朝廷對這種狀況先是默認，後是承認。
明代在法律上由於允許白銀的使用，白銀的流通便公開化，朝野上下都使用白銀，白銀取得了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兩種基本職能，成了正式通貨，並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白銀流通製度。此時的銅錢仍為輔幣。與之相對應的是，隨著白銀的普遍使用，黃金漸漸退出了流通貨幣的範圍，主要作為貯藏和裝飾用了。
清代基本上繼承了明代的貨幣製度，實行銀錢平行本位，大數用銀，小數用錢，而且銀錢之間比價大體維持在1000文一兩上下。朝廷的重點在用銀，尤其不主張用鈔。此時的各種交易中，已經極難再見到黃金的影子了。
我國古代白銀貨幣
自宋代起，白銀貨幣開始廣泛流通，國家財政支出和收入、民間的商業往來和大額支付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交往，大都使用白銀來結算。曾先後在各地被鑄成各種形狀、各種重量、各種含量的銀餅，鋌，錠和牌等各種版本的銀塊。
明清以來，由於各地鑄造的銀兩的形式、重量、成色均不統一。銀兩交易時，人們都必須通過稱重量驗成色等計算手續，為交易帶來諸多不便。
隨著西方貨幣和金融製度進入我國，銀兩的使用受到銀鑄幣銀元的大力衝擊，舊式的銀幣漸漸被近代貨幣銀元等所取代，舊式銀幣才退出了貨幣流通領域。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金礦開采和冶煉技術能力的提高，特別是經濟發展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金銀逐步取代了成色不一、來源不定的珠玉，隻是遠不如銅幣那樣廣泛。
到了秦始皇平定天下，統一貨幣，定國之幣為三等時，隻有上幣的黃金和下幣的銅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則不為幣。其中的白銀沒有進入貨幣流通領域。“王莽改製”時，在公元10年推行過“寶貨製”，鑄有少量的銀幣，但銅錢仍然獨霸天下。主要是因為當時的銅礦比較好找，冶煉技術已相當成熟，能夠跟得上當時經濟增長變化的需要。
直至唐玄宗時，另立“通寶”，取代曆代“五銖”，也沒有動搖過銅本位的堅強地位。使白銀重新進入流通領域是唐宋以後的事情。有學者認為，唐代白銀登上了曆史舞台，由一般的貴重物品或裝飾品而迅速地轉變為正式貨幣，完成了我國貨幣史上又一次重大變革，這就是銀本位製度的初步確立。
作為貨幣，白銀在唐代的出現和使用範圍，應當與其海外貿易有關。但還不足以成為支撐當時我國經濟全局的貨幣本位。因此，唐代銀本位製度還處於始發階段。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規模更上了一層樓。盡管鼓鑄銅錢的規模空前，但仍然不能滿足當時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備戰用兵的費用。以致雖有“大錢”、“小錢”之爭，但仍屢有“錢荒”之困。為解決“錢荒”之難，1048年，朝廷改革原有的解鹽法，實行鈔鹽製度。同時，大額貨幣也呼之欲出，這就是金、銀作為貨幣職能的實施。
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的《財賦》記載，宋太宗在997年白銀稅課近15萬兩，而宋徽宗時年入已經達至180多萬兩。於是，宋徽宗除了鑄金錢外，又鑄銀錢21萬餘兩，其後銀又增90萬餘兩。
金、元入宋，也延其形製，鑄造銀錠，以解州鹽稅銀為例，每錠為50兩。《金史·食貨誌》記載：“舊製銀每錠50兩，其值100貫”。
從此以後，更大麵額的貨幣，也隻能是紙幣了。最初是以“交子”為券，後來解州鹽引也參與了交易，金、元兩代延續下來。
忽必烈定鼎中原，元帝國空前龐大，不但打通了我國南北東西阻隔已久的通道，而且中西陸海商道上是駝隊踵繼，舳艫相望。貿易規模的空前增長，帶來的必然是貨幣需求的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