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相輔相成的內涵解讀
特別策劃
作者：申建林
【摘要】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高速經濟發展和急劇的社會變遷積累了大量社會問題並暴露了深層矛盾。這些綜合性難題的解決既需要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運用，也離不開人們的道德自覺。但法治與道德的相輔相成是有條件的，法治與道德在性質、發生作用的方式和適用領域等方麵存在著區別，隻有尊重雙方的邊界避免法治與道德的越界濫用，才能發揮兩者的互補作用。
【關鍵詞】法治 道德 邊界 互補條件 內涵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在現代文明社會，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和民眾公然反對道德並挑戰法治，因為誰也不願意承受一個不顧任何法律與製度，也沒有任何道德與良知的社會所帶來的災難與惡果。法律與道德不僅成為健全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支撐力量，而且成為具有道義正當性的褒義性的概念，現代國家通常無需對法治與道德及其綜合運用進行意義論證與政治鼓動，事實上，法治與道德建設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生活調節中的重要形式，盡管在不同國家，其理解與運用的方式不盡相同。
最近中國政府與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斷強調實現國家治理思維與治理方式向法治的轉變，為此，還組織召開了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法治問題，黨中央專門就法治問題通過全會的形式討論與決策，這在中共黨史上還是第一次。在力舉法治的同時，中共也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原則，畢竟道德是一種維係特定社會秩序的強大的自覺的精神力量，更何況中國有深厚的禮治德化的傳統。
最近，黨在道德建設上也做出了大量努力，從十八大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的歸納與提煉，到自上而下有組織地推動道德教育實踐活動，通過會議、學習、宣講等形式宣傳普及核心價值觀，力圖加強認同，推動人人參與和人人實踐。看來，法治和德治不隻是一時的政治宣傳，同時也反映了執政黨治國理政的新的思路與選擇。從中國最高領導層的重要會議、重大決策到高壓反腐、道德教育實踐活動等一係列新動向來看，中國政府力圖同時動用法律與道德的力量加強國家治理。
我們需要探討的是，當今中國為什麼如此強調法治與道德？法治與道德之間除了具有原則上的聯係之外，究竟還存在哪些區別？在國家治理實踐中如何避免法治與道德的越界與誤用，從而有效發揮法治與道德的互補作用？
跨越式轉型綜合症及其對法治與道德的急切需求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這一轉型中，政府權力（包括執政黨的權力）首先從經濟生活中部分退出，經濟的市場化除了取得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外，也使人們的社會生活獲得一定的自主空間。經濟自由與個人行為的自由本身就是現代生活的內涵與標誌，也是從傳統政治走向政治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但自由往往會帶來某些現代性的後果，它可能導致社會不穩或社會失序，會激化和加劇利益衝突，甚至導致利益與正義的緊張，從而使整個社會道德腐化。
社會轉型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會麵臨的問題，就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經曆的社會轉型來看，他們也曾出現過類似的社會症狀：社會結構與利益結構急劇變化，自我意識與個人利益意識被喚醒，利益矛盾與衝突加劇，社會騷動不安的因素不斷萌生，社會犯罪與官員的腐敗急劇增加，維護社會秩序和清除腐敗難度加大。
當今中國社會除了遭受以上這些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般問題之外，還麵臨著一係列更難解決的獨特的“中國問題”，因為中國的社會轉型更為複雜：其一，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是通過市民社會的逐漸積累而自然成長的，它缺乏成熟市場經濟所孕育的契約精神、自主平等意識、程序主義的正義觀念。這使當今中國產生的社會難題更多，而可供解決難題的資源與手段則更少。其二，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內生而是外力推動的，整個社會曾經受到政治權力的全麵管製與支撐並依賴於權力。這種惰性的社會在權力突然退出之際，因缺乏社會自治傳統提供的製度供給而陷入散亂無序，而一旦散亂無序，似又證明了權力介入的合理性，而權力的過多介入與直接管製又抑製了社會自主與個人自由，從而陷入了惡性循環，並步入經濟繁榮而政治與社會生活卻難以現代化的僵局。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政治依賴恰恰為政府的支配與官員的腐敗提供了機會，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市場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於政府的政策導向與權力濫用。因為缺乏公平的競爭環境不僅直接導致巨大的收入差距、人們的怨恨情緒與社會的不穩，而且誘使整個社會敗德行為的泛濫，因為“具有正義願望的人能否實際遵守正義規範取決於其他人是否也這樣做”，①當利益的獲取毫無道德顧慮，違德獲利現象比比皆是時，人們的正當獲利的道德期望受到打擊，曾經抱有的道德信念發生動搖，道德自覺卻導致利益受損和生活艱難的殘酷現實暴露了道德的脆弱性，由此，權力的誤用和市場的扭曲最終引發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
正當中國處於社會轉型與體製轉軌之時，又遭遇全球化的問題。全球化固然給整個世界帶來空前的繁榮與進步，但也會給像中國這樣內部急劇變動而治理能力不足的國家帶來更大的壓力。在全球化時代，隨著貨物與資本的跨國流動，產生了大量跨國經濟實體與管理組織，挑戰國家的經濟主權，跨國企業大規模的貨幣投機和其他國家經濟波動或危機的國際傳染給中國的經濟調控與內部管理增加了難度。隨著物質產品的跨國流動，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精神力量也一同衝破區域和國界而進行跨國交流、從而引起不同觀念與價值的衝突與碰撞。
中國的社會轉型還麵臨後現代的問題。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質是從傳統農業社會走出而實現現代工業文明，即由前現代走向現代化。但正當中國向現代化轉型之時，發達國家的後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已經到來，所以，中國處於前現代與後現代的夾縫中，中國社會轉型在性質上屬於一種跨越式轉型，既要克服現代化進程中的阻力，又要設法解決現代性充分發展而暴露的一係列後現代問題。現代性是以理性與科學為代表的一種社會文化形態，理性和科學使人類取得了空前的進步，但這種片麵化的理性，並不是人文理性，而更多地是作為一種工具理性。用理性和科學計算、規範與度量包括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在內的一切，使人的精神世界徹底卷入商品性、競爭性、世俗性之中，人類缺乏自身的精神文化價值，而陷入對自然的無節製開發與享用，結果導致人際關係的冷漠、極端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環境汙染、生態危機、能源枯竭等現代社會病。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帶來的人口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道德問題等都是後現代主義者反思的現代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