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其父司馬談，當過史官。素有遠誌，在教育子女上也是毫不鬆懈。司馬遷從小就跟父親讀書寫作，通曉明理，對史學產生了較大的愛好。為了培養兒子的素養，司馬談鼓勵他去向董仲舒學習。董仲舒是漢代的大思想家和政治家。董仲舒見司馬遷聰明好學，謙恭與禮，便給他講述《春秋》等著作。董仲舒遍覽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等學說，並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係。當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家為主。
一天，司馬談病重，將兒子喊到床前，問他人生的理想是什麼。司馬遷深受董仲舒的影響，便說，要研究儒學或者倫理學，繼承孔子之道。司馬談深深地看了兒子一眼，搖搖頭說：“我死之後，你要繼續在太史的位子上做下去，把我的願望完成。”司馬遷知道父親一直要修著史書，也深深地感到，做為史學家的責任和使命，便向父親保證：“一定在有生之年，完成這件事業。”
後來，司馬遷向董仲舒請教史學知識。董仲舒知道他們父親立誌要編撰曆史，記載古往今來的真實故事，便談了自己的曆史觀。董仲舒認為，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統不斷循環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須根據赤黑白三統，改正朔，易服色，這叫新王必改製，但是“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則，是不能改變的。“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司馬遷不以為然。其時，在他的思想中，已經漸漸形成了一套觀點。他雖出生於景帝之時，當時，土地兼並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劇烈。官僚、貴族、侯王憑借封建特權，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掠奪，種種違法逾製行為十分嚴重。他認為，許多史學家一味按照封建帝王的意圖編撰圖書，很多民間尖銳的問題不能現實地呈現，他要用事實說話，讓史學成為醒世的鞭子，時刻提醒帝王達官，鞭策他們的所作所為。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做上了太史令，開始閱讀大量史書，整理資料，104年，正式著述《史記》。自始至終，司馬遷謹守原則，每寫一個曆史人物或事件，都要反複考察研究，為此，他遍訪各地遺跡，到民間了解。無論是帝王還是將相，司馬遷秉持公正，不抹殺其光輝的一麵，但也不避開其陰暗的一麵。對功勞大書特書，對過失猛批狠批。遠到舜帝，近到武帝，無一遺漏。
公元前99年，發生了李陵事件。當時，滿朝文武多數攻擊李陵兵敗投降一事，武帝也自憤恨，瞥眼看到司馬遷，便問：“對李陵的事，你怎麼看？”司馬遷已對此事，有過詳細的推敲，認為李陵是迫不得已，便說：“李陵隻有幾千人馬，匈奴兵十幾倍於他，勝算寥寥，兵敗是很正常的，他或許並非真要投降，隻是想等待機遇。”武帝大怒，將司馬遷打入大牢。在獄中，司馬遷長歎不已。一個獄卒平素很敬佩司馬遷的為人，便小聲問他：“太史公，你不過隻說了幾句公道話，為什麼聖上要如此待你？”司馬遷搖頭不語。獄卒想了一下說：“我明白了，這次戰爭是聖上決定的，李將軍兵敗，他自然覺得顏麵大無，你替李將軍開脫，顯然是說聖上的不是。”司馬遷輕歎一聲，坐了下來。獄卒說：“太史公，難道你不想出去嗎？你有什麼話讓我傳達，盡管說吧，隻要能幫助你，拚了我這條老命也值。”司馬遷說：“你不知道，聖上要我進來，就沒想我活著出去。”獄卒大驚：“難道聖上要治你死罪？”司馬遷點點頭說：“我想會的，他這次動怒，並非因李將軍一事，而是因為我編撰史書。”獄卒茫然說：“你身為太史令，編撰史書是你的職責啊，聖上怎麼會惱怒？”司馬遷說：“因為我和以往的史官不同，他們或多或少要看當朝帝王的眼色，很多史事誇張其辭，而我記錄真實，讚正義，批邪惡，直抒胸臆，有許多地方衝撞了聖上。”獄卒終於聽明白了，說：“太史公，你放心，這些天，我盡量好好照顧你。”說著，歎息著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