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十七歲的雜貨店小姐
母親很少說起大姐，我和哥哥們也從不在她麵前提起，我從小就知道這是個應當回避的話題。但在我十七歲離家之前，她的影子一直在我身邊，伴隨著母親和我。
最早發現大姐的蹤跡，是在堂屋的暗樓上。那是我少年時代的秘密世界，我經常獨自躲在那兒，整晌整晌翻看姐姐、哥哥們留下的舊物。那些舊課本，舊書，筆記本，硬紙夾……散亂地堆放在兩口沒有箱蓋的木箱裏，這些被大人們不經意地扔棄的廢品，對我卻是一座神秘的寶庫，不亞於一千零一夜中的“芝麻開門”的藏寶洞。每頁書，每行字，每片夾在書頁中的字條和幹枯了的樹葉、花瓣，都散發出令人心馳神往的魔力。流連其中，時光變得混沌，歲月不再清晰，我如飄忽在一條溪流裏，由大姐開始的姐姐、哥哥們的足跡和我的思緒聯接在一起，從我寂靜的懷想中洶湧流過。一本暗綠色封麵的英文課本，扉頁上有幾個模糊的鉛筆字，“張書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大姐的名字。雖然沒人告訴我，但我知道這就是她。那漂亮的道林紙書頁，美麗的字母，一行行蚯蚓似的文字，代表著課文的意思的有趣的圖畫，對我有了一層特殊意義。在掀動書頁的響聲中，我看見一個神情專注的女孩，坐在明亮的教室裏，酥軟的手在這些書頁上撫動，拇指與食指夾著一支鉛筆，在課本的空白處留下她隨手記下的字跡。
木箱裏一條土黃色領巾，領巾背麵有毛筆寫下的小字，雖然被墨水洇染得筆畫模糊，但還是能認出她的名字。不知道母親是不是留意過，我經常拿它在自己肩頭比試，揣想大姐身穿校服，紮著領巾，胸前佩戴校徽的神氣。在姐姐、哥哥讀書的年代，學校的校服都用土黃色，西大岡的紅土塊因而成為每個學生家庭熟悉的染料。把白布丟進紅土泥漿裏泡一夜，踩上幾道，漂洗幹淨，用稀麵湯漿硬，放在青石板上捶展，淡雅、莊重的軍人風度展現在每個學生的身上，加上一頂土耳其軍帽，使他們透出幾分法西斯味道。大約這是那個年代青年學生們最時髦的形象吧？
在舊物箱中，我還找到一條打成繩結的線繩，和大姐的領巾一樣，是用紅土染成。後來找到一本童子軍手冊，才明白了這條繩子的奧妙。原來它是童子軍軍訓時的裝備。不但能拴縛東西，還能用做互相聯絡，傳遞消息的信號。線繩打出不同的結，表達不同的意思。
在此後一段日子裏，一有空閑，我就躲進樓上，按照童子軍手冊裏的圖示，學打繩結。它給我一種新奇的樂趣，我仿佛返回到出生前的年代，和大姐一起排列在女校的隊伍中，我們一起穿著童子軍服到野外去遠足。大姐掉隊了，我在路口留下繩結，告訴她前進的方向和會合的地點。我在約定的地方守候，等待她的消息。在我的夢中，我總是站在路邊柴棚裏焦急不安地向道路遠方眺望，大姐在很遠很遠的一條荒涼的山路上行走，危險四伏，我不敢大聲叫她。大姐的同學們都已遠去，我眼巴巴地看著她飄然的身影，沒法和她會合。她回頭一瞥的眼神，使我的心沉沉下墜。
大姐第一次從虛幻中走出，在我眼前顯露她的麵目，是我讀小學的時候。無意中我在母親的針線包裏翻到一張照片，那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剪發齊耳，麵頰豐潤，眼睛奕奕有神，一副善良、溫存、嬌氣十足的表情。看我舉在手裏端詳，母親抬起頭說，那是你大姐。我把大姐捧在手裏看了一陣，又把它放回那個像扭結的花瓣似的小袋裏。母親的針線包對我是一個複雜的世界，小時候我常在其中迷失，藍布封麵、桑皮紙折疊的長方形包包，似乎有翻不完的夾層、暗兜，在一個地方看到的東西，想再找到它，就隻能碰運氣。此後我再沒看到過這張照片，可是我知道大姐就在母親的針線包裏，她在迷宮似的夾層、暗兜中穿行，在閃閃發光的各色絲線，形形色色的布紐扣、鋼針，和花花綠綠的碎布頭、印藍紙描成的花譜之間優遊。針線包裏還有一包笛膜，是從竹筒內壁取下的竹瓤，我因而猜想大姐一定很喜歡吹笛。黃昏之後，她乘著暗夜的寂靜，從藏身的地方飄曳出來，吹著笛子在院裏和屋頂的暗影中翩飛。
在我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大姐隻是我家墳地邊緣的一個土丘。她獨處於一塊莊稼地的路埂邊，與祖父、祖母和父輩們的墳塋相隔幾壟土地。按照風俗，早夭的未成年人不能進入家族墓地，大姐成為父輩身邊與大人遙遙相望的永遠的孩子，一個有別於成人的小小的墳墓。每到過年，清明節，或是十月一，跟隨兄長們到墓地去掃祭，在祖輩、父輩墳前擺上供品，灑過三杯酒，點上燒紙，總不忘分出一疊，踏過莊稼地，送到她的腳邊。嫋嫋青煙在荒草灌木間繚繞，仿佛大姐冉冉的腳步。
有時候，母親會忽然歎口氣說，你大姐若活著，今年都四十多歲了。母親的感歎並未引起我的共鳴，四十多歲的大姐對於我是不可想象的。大姐隻有十七歲。如果她活著，她還是十七歲。怎麼可以想象她不再是純潔的少女，不再如我心中那樣清純俊美？
但我確實有過種種假設，想象過如果她活著，我會有一個怎樣的大姐？
在我讀四年級的時候，學校新來一位音樂教師，她剛從師範畢業，年輕單純，熱情和悅，我和我的同學們都很喜歡她。她姣好的身姿，宜人的微笑，使整個校園充滿生氣。我私下和最要好的同學馬宏說，若是我大姐活著，她也會讀師範，畢了業也會像鄭老師這樣到咱們學校來教書。“你大姐會唱歌？”“當然會。”我斜覷著馬宏，對他的懷疑表示不屑，“我大姐還會寫詩，吹笛，吹簫，畫畫。”我不無自豪地說。可是鄭老師在學校裏風光的時間並不長，起初有人說她愛到教導處陳老師屋裏去，我們因此對陳老師生出無端的憎惡。後來各種各樣的傳說在校園裏傳播，像春天的飛絮一樣不斷沾惹她，我們也就不得不用異樣的目光注視著她的變化。她不再像原來那樣開朗活潑，神色逐漸變得晦暗，目光日見呆滯，眼窩裏罩上了陰影。有一天，學校已經放了晚學，教師會議室裏還亮著燈。我和馬宏從放學路隊裏溜出來，伏在窗下暗影裏偷窺會議室的情景。鄭老師和陳老師垂頭站在會議桌邊，教體育的高老師正在慷慨激昂地發言。屋裏氣氛緊張，老師們正襟危坐，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不久後，校園裏不見了鄭老師的身影，陳老師也不再呆在教導處，他和工友老常一起負責管理學校的菜園。在我升入初中後，偶爾在牌坊街碰上鄭老師，我幾乎認不出她了。她穿一身前襟翹起的藍製服，體態臃腫，腰身發胖，白皙的臉變得粗黧青黃。最讓我失望的是，她的唇上浮起淺淺的汗毛的陰影，像正在生出胡須。一個小男孩在她懷裏掙踹哭鬧，她一邊喝哄，一邊用手替他抿鼻涕。我因而暗暗慶幸大姐沒有活著，沒讀師範，沒到我們學校來教書。如果大姐也變成這樣，那實在太可怕了。
於是我明白了鄉下人所說的“黃柏樹下沒老少”。人一旦死去，年齡就不再改變。在黃柏樹籠罩的另一個世界，無論八十歲的人，五十歲的人，還是十歲、八歲的人，都保持著他們去世時的模樣。我因此而對大姐心存欣慰和羨慕。她領略了人世的繁華與紛亂，享受了比我們更多的愛和牽掛，又保持著永遠的青春，一個永遠純潔、完美的少女，不受塵世罪惡的侵染。父親、母親去世後，她仍然是他們溺愛的女兒，會繼續得到他們的寵愛，成為他們在那個世界的安慰和快樂。
她是我出生後第二年離開人世的。那時我家的院子被茂盛的扁豆棚籠罩在綠陰裏。我扶著牆壁，拖著因為穿了虎頭鞋而顯得特別笨重的腳，沿著東廂房的牆根來來回回蹣跚學步。我走近一個房門，手扒門框，對著屋裏牙牙喊叫，屋子深處的暗影裏傳出一個柔弱的聲音，牙牙地和我應和。黯淡的光線映照出一張白皙的臉，她探身向前，用幽幽的目光望著我，好像在向我微笑，又像在對我注視。她沒有讓我進去的意思，我也不想進去，屋裏的氣氛和她的目光使我好奇，我感到陌生和恐懼。我在門口逗留一陣，牙牙地和她說一陣話，然後沿著牆腳返回堂屋。但我好像仍然被那裏的情景吸引，重又扶著牆壁從堂屋走回去。這樣反反複複，直到廂房屋裏不再有什麼反應。她疲倦了，或是已經睡去。我離開那兒，向二門方向攀沿。在我這樣來來回回的走動中，廂房裏那張嬌弱的臉不知何時從我的記憶裏消失，潛入不可知的黑暗，一去不再回來。
大姐的故事開始於一個紅臉膛的老頭兒。我不知道這老頭如今還在不在人世，民國二十八年左右他肯定是在世的，而且很健康，在牌坊街很有人緣。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提起他，城裏的老人們還會馬上想起來，大聲笑著說，不就是河西的王月老嗎？短頭發，圓胖臉，嘴巴光光，像個笑麵彌勒，什麼時間看見他，臉上總是帶著酒色，和誰說話都像老朋友一樣親熱。盡管人們好像對他很熟悉，卻沒人能說清他的身世，甚至連他的名字也難以記準。王月老是牌坊街人們贈予的綽號，叫久了，也就沒人再說他的真名。他不過是一個“趕閑集的”——這是縣城裏的一種職業，不知興起於何時，一直延續到合作化之後。趕閑集的人大多居住在離城十裏、八裏的村莊裏，除了秋收、麥收，大雨、大雪，他們每天進城，在大街上閑逛，到店鋪裏串門。我童年的記憶裏，我家的店裏經常有一兩個這樣的人。生意閑的時候，他們蹲坐在長凳上，抽著煙袋和母親拉家常。來了顧客，他們幫助招呼客人，以一種既是局外人又是內行的口氣給客人推薦貨物，介紹情況，幫忙出主意。如果店主和顧客為一個價碼爭執不下，他會以斡旋者的態度說，“好了！好了！我替你們當個家。十二塊，拿走吧。”母親就會笑著說，“×大哥把話說出來了，賺不賺錢無所謂，拿走吧。”買主一邊付錢一邊繼續嘮嘮叨叨，“什麼虧了光了，幾尺高的人說出口了，還有啥說！”如果民國二十八年左右就搞了合作化，鄉下人都成了社員，每個村都掛起一塊破犁麵或是炮彈皮當鍾敲，一年四季，無論刮風下雨還是逢年過節，生產隊總有活幹，不要說進城逛街，就是到衛生院看病也必須請假，否則就扣口糧；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那兒出了一位有名的縣革委會主任，他給縣城和全縣各集鎮規定一套新的集市辦法，隻準商店逢五開門，其他日子一律關門下鄉。如果是這樣，王月老就沒法進城趕閑集，大姐的命運也許就會是另一種情形。可惜那時沒有合作化，甚至連土地改革這樣的名詞也還沒傳到縣裏來，鄉下人好像總是很閑，趕閑集是他們的樂趣。我三叔和在鄉下的兩位堂兄都有趕閑集的習慣。
當王月老出現在牌坊街，第一次在我父親的生意攤子前蹲下來，玩賞著攤上的東西，有一搭沒一搭地問價錢，評貨色，聊著城裏鄉下的閑話的時候，我父親和我母親肯定不曾料到女兒的命運會與這個笑模悠悠的紅臉膛老頭有什麼瓜葛。人們願意和他聊天，因為這個人不討人嫌。在看似直率豁達、不拘禮節的交談中，他懂得哪些事可以開玩笑，哪些事應該回避，哪些話無傷大雅，哪些話容易傷人。和一個非親非鄰、沒有利害關係、不含目的性，而又善於體諒人、寬慰人的人交談，是一種難得的輕鬆、愉快。王月老是趕閑集的人中最成功的一個。他似乎並沒處心積慮去鑽營什麼，但在日複一日地閑聊中，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商戶、攤販、市民們的信任。一旦人緣成為資本，他在人們眼中的地位就不再無足輕重。王月老不光有一副古道熱腸，還有靈敏的耳朵和好使的腦筋。他的頭腦好像是專為做媒人生成的，街坊間有意無意的閑聊，都能變成他大腦信息庫中有用的儲存。我沒法知道他第一次做媒是為哪家，被他撮合的第一對夫妻是誰，但在我出生前後的十幾年裏，他已經是牌坊街有名的媒紅。他大腦的信息庫裏，儲存著隨時可以調出來使用的少男少女們的資料，年齡，屬相，家境，親族，長相，脾性……如果王月老晚生十年，他搜集、儲存信息的智慧也許能幹些正經事，像我們街政府的治保主任那樣。可惜那時沒有街政府，也沒有諸如街支書、民兵營長、治保主任這類職務，隻有保、甲長。保、甲長根本不需要這麼有才幹的人去幹。王月老算是生不逢時。可他在牌坊街倒是常有酒喝。他所扮演的角色，難免喝酒也最適合喝酒。醉眼為他增添憨態，酒意使他不避莽撞。我猜想，父親、母親接受這個媒人，不僅因為他腦子裏有信息，更重要的是，對於牌坊街的人，他不帶任何背景，沒什麼偏見，而且喜歡喝酒。像大多數接受他的人一樣，父親、母親願意和一個醉眼朦朧的人周旋。帶酒交談，於雙方都更方便，既可槍刀見血，把清醒時不便說的話說出來，又可半真半假，過後隻當一場玩笑。
也許王月老看似無心的上門早已經過細心揣度；也許他的到來隻是一個偶然，但無論如何，王月老這個人，在民國二十八年的這一天，在那樣的時機來到我家，很難說不是冥冥中的安排。牌坊街的人不會不知道大姐在我父親、母親心中的地位，他們也應該知道母親曾拒絕了一個又一個上門提親的人。到了民國二十八年，母親雖然嘴裏仍然說孩子還小呐，可心裏不免犯嘀咕。在小小的縣城裏，十四歲尚未定親的女孩，錯過好人家的危險與日俱增。這一年也是縣城時局大變的一年。人們從沒看見過那麼多軍隊，整師整團地聚集到縣城周圍。高大的騾馬拉著大炮，馱著機槍，士兵們一副長途跋涉風塵仆仆的樣子。南閣外的山陝會館變成信羅師管區，駐紮上豫西戰區司令部。抗日救亡宣傳隊每天上街活動，各商號都為抗戰募捐。戰爭實實在在地降臨到人們頭上，日本人不再是遙遠的傳說。在縣城東邊，他們已經從平漢線打過了桐柏山；在南邊，東洋馬隊經常深入縣境掃蕩、搶糧。戰事威脅到每個家庭，父親、母親擇婿的心境和前二年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