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給自己打氣，也讓別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給親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慚道：“君子就該有民胞物與之器量，有內聖外王之功業，這樣才對得起父母生養，不愧於天地的完人。”
這是個大誌向，也是曾國藩一生中最堅持的人生信條：立誌！
我們若想了解一個人，不要問他幹了些什麼，首先問他想幹些什麼。如果一個人想都沒想過，就不要問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問斷了線的風箏要去哪裏一樣。
曾國藩說，“我經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這大概就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他是這樣感悟的，也是這樣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號”改成“滌生”，“滌”意思是洗滌掉從前沾惹的汙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說的“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意。
這叫“正名”，正名之後就是刻苦治學，廣為涉獵，為成聖作賢打好堅實的根基。但是，曾國藩的悟性很差，而且當時也沒有聖人指南的書籍，所以他隻挑曆代名人著作苦讀，讀來讀去，轉來轉去，他就自覺不自覺地轉到了理學經典上來。
其實理學經典無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書》，任何一個通過科舉考試的人都知道，但那時是為了應付考試，很少深入研究。曾國藩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書》當成學問來研究了，越研究越頭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裏的理學大師唐鑒求教啊。”
曾國藩大夢初醒，唐鑒是名動京城的理學大師，而且還是他同鄉，正在太常寺供職。一得到這個提醒，他立刻抱著《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鑒興奮而熱情地接待曾國藩，因為湖南出個翰林很不容易，一聽曾國藩向他請教“檢身之道，讀書之法”，馬上嚴肅起來，歎氣說：“現在真做學問的人少了，難得你還如此篤實。這是為何？”
曾國藩誠懇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鍛造成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成為名垂史冊的聖人。”
唐鑒擺擺手：“咱們還是談點實際的吧。”
曾國藩恭敬地聽著，唐鑒告訴他，“讀書當以《朱熹全集》為宗，要熟讀百遍，以其為課程，身體力行。”
曾國藩不太明白，唐鑒就近取譬道：“我介紹個人給你認識，此人叫倭仁，是個飽讀詩書、胸有丘壑的理學大師。你去向他請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鑒好說話，一見曾國藩就滔滔不絕。倭仁說：“其實讀書之法，隻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覽群書，不求甚解；有人一生隻鑽一本書，殊途同歸而已。但檢身之法卻有一定之規。我的檢身之法完全按理學的規矩，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閉眼睡去，這期間的一言一動，坐臥飲食，都要記下，如果有私欲，就馬上幹掉它；每天要靜坐一個時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說，研己（抓住些苗頭加以認真研究，從而發現其發展趨勢和利害關係）功夫最重要！”
曾國藩耷拉著眼皮，茫然若失。倭仁發現他沒有聽懂，加重語氣道：“其實就是通過靜坐、記筆記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雜念消滅在微露苗頭之時，讓自己沿著天理的大道奔馳而去，並將學術、心術、治術連通一氣，學問增長的同時，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這樣你就逐漸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曾國藩如獲至寶，對倭仁幾乎要叩頭謝恩，一路小跑回家開始“研己”。第一項就是靜坐，靜坐絕對不是曾國藩的強項，開始時是盤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盤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睜眼，發現已過去了半天。如此不務正業，曾國藩又氣又惱，隻好在日記中把自己臭罵一頓，可第二天故態重萌。
寫劄記還好，畢竟曾國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個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說的“傲慢”。很多人會大惑不解，曾國藩知道自己天賦不高，純靠汗水才爬過科舉關口，他應該有自知之明、謙虛謹慎才對。問題是，資質平平和心高氣傲是兩碼事。一旦被天道眷顧，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這是人性。
當曾國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尋尋覓覓也尋不到幾個老鄉時，傲氣衝天而起：“看啊，湖南千萬人，才出了幾個翰林？我不狂妄一點，都對不起湖南人。”於是，他牛氣衝天，總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別人看得很低；自己永遠是對的，別人隻要和自己的意見不符，就必錯無疑。
人一旦傲，脾氣肯定很臭。因為他聽不進別人的意見，而別人肯定有很多意見。曾國藩和各種各樣的人吵各種各樣的架，把湖南土話中最激情四射的髒話帶到了北京，他從前悶頭學習，沒有時間溫習這些髒話，現在終於有了機會，如泄洪一樣，見人就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