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執政的第一年，曾國藩苦悶之極，在給他的家人信中，他不無抑鬱地說：“我現在在官場，已厭惡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隻是勢之所處，求退不能。倘若家中有點閑錢，我就辭職回家，專心做學問。”
從曾國藩信中看，他滿腹經綸卻得不到施展，這是屈才；朝廷顢頇一片卻無人改革，這是不思進取。在這種情況下，他一個心存大誌的人，還怎麼待下去。縱然不能辭職回家，也可以離開京城到地方上去啊。
這似乎是曆史上偉大人物的通病，每當在政壇不得誌時，就想離開。劉伯溫這樣，王陽明這樣，張居正也這樣。而一旦曙光初現，他們又精神抖擻起來。
1850年夏，廣西人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暴亂，很快席卷南中國，是為太平天國革命。1851年年初，中央政府對太平天國猛地重視起來。
曾國藩在書房裏急得直轉圈，他既想給鹹豐出主意，又擔心自己和穆彰阿的關係而受到鹹豐的打擊。所以他愁眉不展，就在他意亂心煩時，同鄉兼好友羅澤南來了封信。
羅澤南指責他畏懼而不敢言，他分析原因說，你有貪位的私心，應該說的事你不說，簡直給湖南人丟臉。
羅澤南剛和曾國藩認識不久，和曾國藩有個相同點：總過不了鄉試，後來當地政府實在看不下去了，隻好給了他個名譽頭銜“孝廉方正”。據曾國藩說，羅澤南精通理學，思想沉厚，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羅澤南說的任何話，都讓曾國藩震動。
接到羅澤南的信後，他坐到書桌前，找資料寫筆記。十幾天後，他向鹹豐上了一道《議汰兵疏》。
奏疏說，他在兵部已有幾年，發現天下有兩大患，一是財政困難，二是軍隊無能。財政困難，內外大臣，人人憂慮，鴉片戰爭後，因賠款的關係更讓財政雪上加霜。至於軍隊問題，曾國藩把各地兵勇批了個狗血噴頭，尤其說了太平天國興起後，廣西軍隊一觸即潰的情況。他總結說，“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須重新訓練一支驍勇部隊，才可將太平天國消滅。有了這支軍隊，不堪一擊的綠營、八旗就該裁撤。”
鹹豐對著曾國藩的奏疏搖頭，此時正是用兵之計，怎麼能裁軍，簡直荒唐！
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國藩正茫然時，羅澤南又來信了。羅澤南說：“你是說了，可說的全是假大空，和沒說有什麼區別，真是不堪，真是無恥。”
曾國藩被羅澤南批評得神魂顛倒，他又坐到辦公桌前，寫下了他人生中最淩厲的一封上疏《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他單刀直入地說：“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敗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鹹豐身上！”
“你這人啊，總是在細枝末節上用功，對一些小事斤斤計較，比如你前段時間為了避諱名字中的‘奕’，竟將常用的‘儀注’兩個字改成了避諱字。你就注意這些瑣碎的事情，跟國家大事沒一毛錢關係，這純粹是吃飽了撐的。現在，太平軍正如日中天，你有計劃嗎，派誰去剿滅，中部和東南部該如何防守，地圖呢？我看咱們帝國的地圖全是康熙年間的，真要打起來，不是刻舟求劍嗎？”
批評完鹹豐的做事態度，曾國藩直指鹹豐本人：“你這皇帝喜歡文飾，崇尚虛文不務實際。你注重那些狗屁禮節，根本不注重禮節背後的實際功用。有人對你點頭哈腰，你就喜歡；有人對你不卑不亢，你就惱火，這是什麼事嘛。”
“第三點，皇上你太剛愎自用，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很聰明，什麼事都要親自去管，根本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對那些提意見的人，總公報私仇。”
鹹豐皇帝看了曾國藩的奏疏，尤其是發現曾國藩說的都是事實後，大怒若狂，咆哮道：“給我把曾國藩從嚴治罪，不要讓他跑了。”
站在下麵的首席軍機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聲，鹹豐皇帝怒氣升騰：“曾國藩這廝把我說成了桀、紂，我怎麼能是那種人，這畜牲胡說八道，祁寯藻，你怎麼不說話？”
祁寯藻和曾國藩的私交並不深，但對曾國藩的印象不錯。在這種時候，作為首席軍機，他應該盡保護直臣的責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氣頭上的鹹豐說：“曾國藩說得對。”
思來想去，他向鹹豐說了四個字：“主聖臣直”。意思是，皇帝聖明才有曾國藩這樣講直話的臣子。
這就是說話的藝術，避重就輕，馬屁拍得不露痕跡。正如曾國藩所說，鹹豐是個崇尚虛文的人，聽了祁寯藻的話，不禁轉怒為喜。一低頭又看到曾國藩的奏疏，不禁問道：“這廝就不怕丟烏紗帽嗎？”
祁寯藻知道這件事，急忙回答：“曾國藩寫這道上疏前，已給家人寫過信，這封信被他放進了《曾氏家訓》裏，京城都快傳遍了。信上說，我憑良知寫這封信給皇上，已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
鹹豐“嘿”了一聲：“這廝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諫朱厚熜（嘉靖）的風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