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我曾絕望過兩次，自殺了兩次，活過來後，立即就精神百倍，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辦團練，有人譏諷我，用各種方法對付我，我忍辱負重，終於辦成天下第一軍——湘軍，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說，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沒有賞我，我也沒有抱怨（扯淡）；我的軍隊後來收複武昌，皇上也沒有賞我，我更無抱怨（更扯）；現在，我被皇上扔在家裏，我平靜如水（太扯了），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無可無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說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孔子可真夠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來。千萬豪傑拋頭顱灑熱血創造了太平盛世（有道）這個平台後，我出來推行我的主張，天下一亂，大事不妙，趕緊躲起來。
曾國藩恐怕不是這樣的人，他心懷天下，似乎還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經過反思後，他意識到，人不可能永遠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這是樸素辯證法。所以上坡時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時也不能低迷消沉。歸根結底，人必須要有顆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國藩說，從今以後，我要大變身，常見得自己不是，常見得別人的優點。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條，必須要圓滑。曾國藩終於覺察到一點，自己所經之地的官員處處和他作對，是因為他不懂官場。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歡的人應酬交際，不合群是官場大忌。中國官場是個奇特的所在，在這個場子裏，所有人都必須把真正的我隱藏，絕不可以致良知，誰致誰死。所有人必須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則隻能是死無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個好官職。蔡京知道這人人品不錯，就沒有給他。有人問蔡京，為何不給他官。蔡京說了令人咂舌的官場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沒有這回事！
曾國藩始終在官場保持剛方之氣，以為天地正氣能勝萬邪，最終，他失敗了。無論是湖南的芝麻小官，還是湖南大佬駱秉章、江西巡撫陳啟邁或是文俊，對他曾國藩都是有冷沒熱。原因就在於，曾國藩不能融入他們的官場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還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謂知行合一，非是單純的知與行的統一。它對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應該分裂，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人前一套人後一套。而中國官場恰恰要的就是這種人格的分裂。
曾國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幾年後，對人無限感慨地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棘。後來改弦易轍，稍覺相安。”也就是說，曾國藩比從前更會做官了。隻要會做官，官官相護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順當多了。
當人們讚歎蝴蝶破繭而出、鳳凰涅槃、雄鷹砸啄時，有誰能真正理解蝴蝶、鳳凰和雄鷹的苦楚？
重生之後是光輝，但重生的過程卻痛不欲生。
曾國藩的重生過程也是如此，當人們真正要脫胎換骨時，會對自己從前的愚蠢極度愧悔，這愧悔的心理過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當曾國藩要從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時又產生了新的煩惱，這煩惱如邪惡之火，的確燃燒了從前，但也點燃了現在。
這種自我反省的過程雖然痛苦，但卻寧靜，不受外界的幹擾。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別人的臉色。但有件事就不這樣容易了，這就是當時輿論對曾國藩的嚴厲苛責！
大眾輿論一致認為，曾國藩常誇口自己深諳傳統道德三昧，忠君言辭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可為什麼在奔喪之後卻向皇帝伸手要權，權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來？這是典型的偽道學！
曾國藩的敵人不必說，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攻擊他，縱然是他的朋友也來信語言婉轉，認為他這次很失態，沒了儀態。敵人、朋友的責難，曾國藩能承受，讓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對他毫無保留的攻擊。
左宗棠在當時南方名動天下。他要推舉誰，誰馬上就飛黃騰達；他若貶損誰，誰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審判機。現在，他把這台機器對準了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