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滅項羽後入都長安，諸位開國元勳正喜氣洋洋準備享受富貴榮華之時，為劉邦立下汗馬功勞的首要謀士張良卻突然病了，並且病得不輕，“杜門不出歲餘”。張良病得如此厲害，為何身體比張良好的劉邦後來都病死了，而張良還活著？原因就在於張良知道自古功高之人少有長命者，於是他就急流勇退，見好就收。
劉邦佩服的人有張良、蕭何、韓信三個，劉邦曾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而“三傑”中，韓信以“謀反”罪被戮於長樂宮，蕭何以“貪汙”罪被捕入獄，此皆功高震主之故也。敵國已破，勁敵已亡，留下這三個本事比劉邦大的人還有何用？難怪劉邦聽說韓信已被呂後所殺的消息後，“且喜且憐之。”蕭何經入獄之後，被嚇破了膽子，在劉邦麵前服服帖帖，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多少減輕了劉邦的顧慮。而作為“三傑”之首的張良，此時自然成了劉邦的心腹大患。如果讓他居於民間，隻能讓劉邦更不放心。所以，張良便“病”了，而且病得朝不保夕，此亦士人在封建專製重壓逼迫下想出來的全身之策，外示病弱權作保命全身之計。可見張良之深謀遠慮。
另一個就是清朝末世的曾國藩。他的湘軍打進南京的時候，太平天國的王官裏麵，有許多金銀財寶，都被曾國荃搬走了。這件事，連曾國藩的同鄉至交好友王湘綺，亦大為不滿，在寫《湘軍誌》時，固然有許多讚揚，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湘軍的壞處，也寫進去了。曾國荃的修養，到底不如哥哥，還有一些重要幹部，對於外來的批評，都受不了，向曾國藩進言，何不推翻清朝，進兵到北京，把天下拿過來，更曾有人把這意見寫字條提出。曾國藩看了，對那人說：“你太辛苦了，疲累了，先去睡一下。”打發那人走了，將字條吞到肚中，連撕碎丟人紙簍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這時曾國荃很不服氣，為此，曾國藩給他寫了一首詩：“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勸他學習古人，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當退時則退，不要太貪心。因此，曾國藩保全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
秦朝的宰相李斯，是曆史上一個很有名的人物，對秦始皇統一中國有很大的貢獻。在古人看來，他本已應該滿足了，但是他卻十分迷戀權力和富貴，宦官趙高利用他這一弱點，誘迫他與自己合作，偽造秦始皇的遺詔，幫助秦二世胡亥奪取了皇位。後來這個指鹿為馬的趙高，為了架空二世，篡奪朝內外的大權，就設計誣陷李斯，把李斯殺害了。到了被腰斬的那一刻，李斯才明白一生是為名利二字所累，對兒子說，他非常想回到過去那個與兒子牽著大黃狗，一起從上蔡東門出去追逐狡兔的悠閑日子。但是那已經是不可能了，李斯的家族都被誅殺了。由此可見，悲劇之始就在於自己能否在已經取得相當不錯的成就時及時收手。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功成身退”，樂又何少？
大凡智者都知道如果功成之後，不能夠及時退身的話，小則失官，大則丟命。所以，都選擇了功成身退。
1371年，朱元璋授予為他平天下、治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劉伯溫弘文館學士，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劉伯溫為了免遭朝廷官場鬥爭的不測之禍，隨即上書明太祖，要求辭仕過隱居生活。原因有二：一是青少年時立下的報國誌得以實現，位至開國功臣之列。二是他生就這豪爽剛正、嫉惡如仇的思想性格，在為朱元璋出謀劃策時曾得罪過不少人，像宰相李善長、胡唯庸等人，就是對明太祖朱元璋，他也常常直諫不諱。因此，他想盡早從官場的漩渦中抽出身來，急流勇退。洪武四年二月，劉伯溫回到浙江青田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縣）故裏，在鄉間每日讀書吟詩，飲酒弈棋，謝絕同一切官府來往，靜心修養，樂哉快哉。說劉伯溫上書請求辭職含有被迫原因，還可以從他後來被朱元璋剝奪俸祿一事加以佐證。1373年，胡唯庸當上了丞相，他對劉伯溫曾經在明太祖麵前不同意自己擔任丞相一事懷恨在心，故誣陷劉伯溫在故裏謀占有王氣之地為自己墓地，圖謀不軌。朱元璋因疑心極重，遂於第二年下旨剝奪了劉伯溫的俸祿。劉伯溫被迫忍氣吞聲進京說明真情，不想在京積憂成疾，1375年3月他重病不起，被送回鄉裏，一月後逝世。
如果劉伯溫在朱元璋登基稱帝的前夕，隱退故裏，恐怕也不至於後來遭到剝奪俸祿的冤屈。由此看來，政治鬥爭中的急流勇退宜早不宜遲，否則，雖辭職也難保全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