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硝煙中的談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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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根據雅爾塔體係內容，美蘇兩大霸權國家平分天下，中國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有幸”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美國積極扶持中國，國民政府與蘇、美、英、法並列，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企圖把中國變成亞洲的老大，以代替日本的位置。它希望日本的工業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退回到20世紀20年代，不能高於遭到其侵略的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國擔心若是共產黨當權中國則會被拉入到蘇聯陣營，所以美國積極支持國民黨。
在雅爾塔體係背後是美、蘇和蔣介石政府間的一係列利益平衡。美蘇試圖為戰後中國的政治發展作出它們都可以接受的國際安排。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領導人堅信，在東亞扶持起一個強大的中國，戰時有利於打敗日本，戰後可以成為遏製蘇聯的屏障。美國不希望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內戰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美國政府從1944年夏季開始直接積極地插手國共矛盾，試圖找到既能維持蔣介石地位又能防止內戰的辦法。
在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美國政府派出兩個半官方組織到達延安，“迪克西使團”[1]和“赫爾利使團”。前者官方的主要使命是，“為了打敗日本，統一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後者考察後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報告，無論從當前美國對日作戰方麵考慮，還是從戰後美國保持在遠東長遠利益出發，都應放棄隻單純支持蔣介石的錯誤政策，避免把美國的利益同蔣介石集團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可惜並未引起美國當局的注意。
後來，美國扶蔣反共，是害怕一旦共產黨掌握政權，倒向蘇聯，中國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這種顧慮其實是出於對毛澤東與共產黨的不了解。
抗戰勝利後，美國邀請中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印度執行占領日本的任務，當時給我們劃定的占領區是四國島，中國派出了一支部隊，準備去占領日本，掛出牌子“中華民國駐日占領軍司令部”。雖然由中、美、英、蘇四國成立了管製委員會，對日管製，實際上占領日本的是美國。英國所派軍隊不過3000多人，中國派出了少量軍隊，兩者都受美國控製。
美國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提供了59億美元的援助。1949年毛澤東去會見斯大林，弄回了3億美元。馬歇爾計劃給歐洲100多億，90%無償贈予。
二戰結束，美國軍用飛機的產量將近30萬架，坦克6萬多輛，火炮110多萬門，航空母艦101艘。打完仗這些東西統統沒用，美國把這些東西送人，光給國民政府的坦克就1000多輛，一輛坦克相當於中共軍隊一個營的火力。國民黨軍一下子鳥槍換大炮，個個膘肥體壯。
重慶談判
八年抗戰，除了勝利的狂歡外，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更多的是衰敗的經濟，凋敝的民生，停滯的教育，流離的人民。抗戰中直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死亡1800多萬人。抗戰結束，最應該幹的事是休養生息，進行建設。日本帝國主義被逐出中國後，國共之爭再次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人們擔心內戰在中國重演。
國內避免內戰、和平統一的呼聲很高，勝利後的國民黨政府麵臨的最大問題是恢複其在全中國的統治，包括控製華中和華北被中共軍隊占領或包圍的廣大地區，以及從蘇軍手中接收東北。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被極大地削弱，龜縮於遙遠的西南邊陲，蔣介石根本無法實現短時間內聚集向中共軍隊發動戰略進攻的軍事力量。另外，蔣介石需要美國的支持，美國雖然支持他“軍令政令統一”，但並不讚成他使用武力統一，蘇聯更是如此，絕不會接受國民黨用武力消滅中共。
因此，蔣介石一方麵備戰，一方麵為安撫民心，發動和平攻勢，接連三次發出電文，邀請中共領袖毛澤東赴重慶參與談判，討論雙方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共中央認為抗日戰爭階段已經結束，新的階段是和平建設，應當力爭一個和平建設時期，避免內戰或使全麵內戰盡可能地推遲爆發。毛澤東等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赴重慶。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在機場向新聞界發表了簡短的談話，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以期實現全國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毛澤東親自到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的誠意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擁護。毛澤東到重慶後，蔣介石盡管作出了以禮相待的姿態，但由於國民黨本來沒有和談的誠意，沒作談判的任何準備，談判的程序、議案均由共產黨方麵首先提出，才使談判籌備工作得以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