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不能幹政，打不打是政治家的事兒，怎麼打才是你的事兒。政治家要是說不能打，你就不能打。日本可倒好，政治家——陸海軍大臣就是武將，而且陸海軍大臣還擁有帷幄上奏權，一旦跟首相的意見發生衝突，陸海軍大臣就會行使帷幄上奏權，直接上奏天皇。這樣一來，內閣就解散了。陸海軍大臣跟內閣總理大臣發生衝突了，就隻好解散內閣，成立新內閣。陸海軍大臣的人選，因為一定是軍人來擔任，所以要有軍部推薦。如果軍部對這個新內閣不滿，拒絕推薦陸海軍大臣人選，造成的結果就是新一屆內閣流產，胎死腹中，你就不可能組閣。你這國家不能沒有國防部長吧？你可以沒有計生委主任，不能沒有國防部長。最後就形成一個慣例，內閣由軍部說了算，軍人讓誰當首相，誰就能當首相，隻要他不同意，你這首相就當不上。所以，整個國家的政治就跑偏了，到最後日本索性就由軍人擔任首相，“二戰”期間的首相全是現役軍人。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絞死的12個納粹甲級戰犯，隻有兩個軍人，剩下的都是文官。一般軍人是不會作為戰犯審判的，因為軍人隻是服從命令，隻要不犯有虐殺戰俘、虐待平民的罪行，就不承擔反人類罪、戰爭罪，而政治家是作為戰犯審判的。德國被處死的戰犯10個是文官，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絞死的7名日本甲級戰犯，6個都是武將，因為武將直接掌權。武將要去參加選舉的話，不可能被選上，那怎麼辦呢？隻能非法政變。
三位首相被暗殺
在日本文化裏邊，有一種很畸形的東西，叫做下克上。日本的社會等級非常森嚴，咱們倆在這公司工作，我是前輩，你說話不用敬語，我就給你一個大嘴巴。為什麼日本兵以殘忍出名，轉嫁壓迫啊。昨天班長打我了，我怎麼辦？我隻能殺俘虜，殺老百姓，上級壓下級，下級隻能揀軟的欺負。但是，如果上級把我欺負得不行了，我可以起來把他殺了。當然，我也要自殺。這種行為被看做是符合武士道精神的。
一幫日本法西斯青年軍官，說我們為了救國，要把內閣大臣全殺掉，天皇直接領導軍部，走法西斯道路。於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青年軍官策劃了三次暗殺，全成功了。三位日本首相，相繼被殺掉。一開始原敬首相被殺掉了，這是自1885年內閣製建立以來首位被暗殺的首相。接著是濱口幸雄遇刺，幾個月後不治身亡。兩年之後，犬養毅又被暗殺，他是孫中山的哥們兒。殺掉這位首相後，給所有參與暗殺官兵的處罰是，做100個俯臥撐，鍛煉好身體，下回接著殺。你說殺個老百姓，都得判死刑吧，首相被殺了，做點俯臥撐完事。盛夏季節全副武裝在操場上做俯臥撐，這幫法西斯官兵剛一出去，他們的戰友，這個幫他背槍，那個幫他背水壺，那個幫他拿鋼盔，最後把他們抬起來，在軍營裏遊行，大家給他們叫好。這時候天皇震怒了，你們口口聲聲說，這個忠於我，那個忠於我，我任命的首相，你們說殺就殺，你們眼裏還有天皇嗎？於是要求審判這些人，法院開庭。
當時有十一個青年軍官受審，在審判前，一份由35萬人以鮮血署名的請願書送到法庭，請願書由全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眾發起簽署，請求法庭從寬發落。另外，有十一名法西斯右翼青年，切下自己的小指頭給法官寄去，如果要判他們死刑，我們願意替他們死，他們是為了國家好。法官看到一瓶手指頭後，宣布辭職，我判他們死刑，我的手指頭也得被切下來。沒人敢接手這個案子，最後不了了之。有了這些縱容，這幫殺紅了眼的官兵越玩越大，先後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和“二·二六兵變”。
用個氣球平兵變
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以香田清貞大尉為首的1000多名法西斯右翼官兵，襲擊了首相、外交大臣、財政大臣、陸軍大臣、陸軍教育總監等人的官邸，占領了東京警事廳。大尉就是我軍的上尉，日本的軍銜是將、佐、尉三級，每級分大、中、少三等。財政大臣被當場殺掉。天皇的侍從長身中六槍，不知道是叛軍的槍法太準，還是日本手槍太神，沒有一槍打中要害，全是胳膊、腿這些地方。叛軍軍官一看，侍從長還沒死，在地上躺著抽氣，於是拔出戰刀想把他的腦袋砍下來。日本的手槍是非常“先進”的，自殺的時候，扣扳機都扣不動，經常卡殼，堪稱世界上故障率最高的手槍。所以日本軍官都帶著除了絆自個兒跟頭管用，其他什麼用都沒有的戰刀。叛軍軍官一拔刀，侍從長的夫人就撲在老頭身上，說他馬上就要斷氣了，你就給他留個全屍吧。這個軍官可能一聽是那麼回事，中了六槍不可能不死。把刀往鞘裏一插，對不起，把你屋子弄髒了，轉身走了。日本強盜殺完主人，都跟仆人這麼講，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很有“禮貌”的民族。夫人馬上把侍從長送醫院，侍從長奇跡般生還。此人就是日本二戰期間最後一任首相——鈴木貫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