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錢氏的眼裏，他是把陳寅恪當作一個喜好“刻舟求劍”的“書呆子”來看的，因此對陳寅恪如此考證詩文頗為不屑，屢做譏評。盡管錢對陳的學術思想與造詣沒有像某某所說的那樣“輕踩毛發，內入骨髓”，但在其《管錐編》、《宋詩選注序》，以及與外國學者交流的信函中，每有直接或間接地指責陳氏治學之語則是事實。錢鍾書在訪美時的演講中曾提到解放前“一位大學者”曾用自己淵博的知識和縝密的細心，研究唐代楊玉環是不是“處女入宮”這個問題，而“這是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雲雲。盡管錢鍾書沒有直接點出其名，但明眼人一看即知這個“大學者”乃指大名鼎鼎的陳寅恪。陳氏在世時，中山大學的造反派曾指責、批判陳寅恪偷偷研究楊貴妃入宮前是否處女問題，並在整個學術界傳開。想不到事隔幾十年，錢仍對陳的“楊貴妃處女問題”研究表示了鄙薄與不屑。這種態度，又怎會產生主動選聽陳寅恪課業的興趣？因而楊絳的話在外人看來就顯得有些矯情。
錢鍾書於1935年25歲時，以第一名成績考取英國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赴英國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英文係就讀。其間與清華同學楊絳結婚，同船赴英。1937年於牛津大學畢業，獲得副博士（B.Litt）學位。同年，入法國巴黎大學進修。1938年，錢氏將要回國時，時任昆明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竭力促成其回清華任教。馮在給梅貽琦的一封信中說：“錢鍾書來一航空信。言可到清華，但其於9月半方能離法，又須先到上海，故要求準其於年底來校。經與公超、福田商酌，擬請其於11月底或下學年第二學期來。弟前囑其開在國外學曆，此航空信說已有一信來，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將聘書寄去。因現別處約錢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館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學，我方須將待遇條件先確定好。弟意名義可與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華羅庚條件如何？錢之待遇不減於此二人方好……”（黃延複《錢鍾書在清華》，載《清華校友通訊》第18期）另，蔡仲德編《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也記載了此事，謂馮“致函梅貽琦，說明已商妥請錢鍾書任清華大學外國語文係教授”雲雲。
後世有人在論及這段史實時，曾信口開河地說“當時請錢鍾書來西南聯大教書的除了馮友蘭之外，還有錢鍾書過去的老師吳宓”（《錢鍾書與西南聯大》，載《逝去的年代》，謝泳著，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出版）。而另一位研究者李森在《吳宓在聯大受氣》一文中也說：“錢鍾書大概1938年10月間回國，吳宓力薦，西南聯大聘他為教授。當時錢鍾書才28歲，而在之前四年，雨僧就說過，蓋當今中國，文史研究方麵的奇才，他首推陳寅恪和錢鍾書。”
事實是，錢鍾書來聯大，完全是馮友蘭與聯大外文係兩位大腕“公超、陳福田商酌”並作出的決定，根本沒吳宓什麼事，這從馮給梅貽琦的信中便見得分明。至於李森所謂吳曾稱讚過錢氏，那是幾年前或幾年後的事了。過去的皇曆已經翻不得，在錢鍾書歸國並欲來聯大之時，吳對錢不但沒有稱讚和幫忙，反而對其大為不滿。據《吳宓日記》1937年6月28日載：“馮友蘭言，擬將聘錢鍾書為外國語文係主任雲雲。宓竊思王文顯退、陳福田升，對宓個人尚無大害，惟錢之來，則不啻為胡適派即新月派在清華占取外國語文係，結果宓必遭排斥！此則可痛可憂之甚者。”此段記述再明白不過了，馮友蘭聘錢氏，早在這時已開始醞釀，且與吳宓毫無關係。而此時的錢鍾書在吳宓心目中，不過是類似胡適新月派的一個異己分子而已，他的到來還可能對自己極其不利，故而有一種“可痛可憂”的緊迫感。
是什麼原因促使一向對錢鍾書這位學生頗為看重的吳宓，在思想感情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呢？除了吳與葉、陳兩位外文係同事的關係不算融洽外，恐怕還是與錢鍾書在這年春季給溫源寧所編輯之英文刊物《天下》寫的兩篇涉及“徐娘半老”毛彥文，並“譏詆宓愛彥之往事”的稿子，以及“使宓尤深痛憤”有關。楊絳在論及此事時，說錢到西南聯大向老師賠罪時，“吳先生早已忘了”。如此大傷感情的事，曾經滴血的傷痕依然健在，豈有輕易“忘了”的道理？據楊絳說，錢氏到昆明時，為以前文章事，曾“向吳宓先生賠罪了”。或許是吳宓這一段日記有缺失之故，“賠罪”一事未見記載（南按：錢鍾書到達昆明的準確日期未見記載。吳氏1938年的日記隻記到12月7日，而11月中旬以後就簡而又簡，每有一二行者。1939年又缺前兩個月）。但隨著西南聯大文學院派係傾軋與人際關係的新一輪整合，吳錢二人的感情有些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