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氏甚為得意，可當吳宓讀到這篇“大作”時卻勃然大怒，這位“老實得可憐”的吳教授悲憤交加，對錢鍾書甚至溫源寧皆大為痛斥。1937年3月30日晚，吳宓將他的怒氣與怨恨傾注於筆端，在日記中寫道：下午，接錢鍾書君自牛津來三函，又其所撰文一篇，題曰Mr.Wu Mi&His Poetry（南按：《吳宓先生及其詩》）係為溫源寧所編輯之英文《天下》月刊而作。乃先寄宓一閱，以免宓責怒，故來函要挾宓以速將全文寄溫刊登，勿改一字。如不願該文公布，則當寄還錢君，留藏百年後質諸世人雲雲。至該文內容，對宓備致譏詆，極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經據典，自詡淵博。其前半略同溫源寧昔年“China Critic”一文（南按：《中國評論》，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英文雜誌），謂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師人文道德學說之毒，致束縛拘牽，左右不知所可雲雲。按，此言宓最恨；蓋宓服膺白璧德師甚至，以為白師乃今世之蘇格拉底、孔子、耶穌、釋迦……所患者，宓近今力守沉默，而溫、錢諸人一再傳播其讕言，宓未與之辯解，則世人或將認為宓讚同其所議論，如簡又文所雲“知我者源寧也”之誣指之態度，此宓所最痛心者也。至該文後半，則譏詆宓愛彥之往事，指彥為super-annuated Coquette（南按：指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或年華已逝的賣弄風情的女人），而宓為中年無行之文士，以著其可鄙可笑之情形。不知宓之愛彥，純由發於至誠而合乎道德之真情，以雲浪漫，猶嫌隔靴搔癢。嗚呼，宓為愛彥，費盡心力，受盡痛苦，結果名實兩傷，不但毫無享受，而至今猶為人譏詆若此。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彼舊派以納妾嫖妓為戀愛，新派以鬥智占對方便宜為戀愛者，焉能知宓之用心，又焉能信宓之行事哉？……
“錢鍾書君，功成名就，得意歡樂，而如此對宓，猶複謬托恭敬，自稱讚揚宓之優點，使宓尤深痛憤。乃即以原件悉寄溫君刊登，又複錢君短函（來函雲候複），告以稿已照寄。近今宓沉默自守，與人無爭，而猶屢遭針刺鞭撻。幾於岩穴之間、鬥室之內，亦無宓一線生路者，可哀也已！……”（《吳宓日記》（六冊），吳學昭整理，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按楊絳的說法，錢鍾書在得知第二稿沒能刊用之後，“很失望，很失望。……可是溫先生隻命他如此這般寫一篇書評，並沒請他發揮高見，還醜詆吳先生愛重的人——譏誚比惡罵更傷人啊，還對吳先生出言不遜。那不是溫先生的本意。鍾書興頭上竟全沒想到自己對吳先生的狂妄”。為此事，錢鍾書甚感內疚與自責。一年後，錢氏返國來到了昆明西南聯大任教，與吳宓成為同事。楊絳說：“我知道他到昆明後就為那篇文章向吳宓先生賠罪了。吳先生說，他早已忘了。這句話確是真話，吳宓先生不說假話。”又說：“第二稿並未公開發表，讀到全文的沒幾個人。小事一樁，吳先生早已忘了，鍾書也不必那麼沉重地譴責自己。可是，我過去陪著他默默地內疚，知道他心上多麼不好過。他如今能公開自責，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責出於至誠，也唯有真誠的人能如此。鍾書在這方麵和吳宓先生是相同的。吳宓先生是真誠的人，鍾書也是真誠的人。”
楊絳在此言之鑿鑿，似乎一切愛恨情仇都如她所說風平浪靜，煙消雲散了，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據“錢學專家”範旭侖，李洪岩考證，楊絳所言有欲蓋彌彰，一廂情願地替丈夫洗刷之嫌。像如此令老夫子傷心難堪的事，怎能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就輕易忘掉？盡管錢鍾書的第二稿未公開發表，沒有幾人讀過全文。但事實上錢氏在1937年3月7日寫於牛津惱人園（Norham Gardens）16號的第一封信稿中，就已為毛彥文取了那個並不高雅的“雅號”（superannuated Coquette），並於溫源寧主編的《天下》月刊第4卷4期（1937年4月）發表出來。錢鍾書的原文是：“Whet her his objects be but scatter-brained flappers or superannuated coquette com me les mouchoirs anciens qui sentent encore l'amour， to him they are veritable femmes fatales.”“Superannuated coquette”錢文不作“Superannuated conquette”，“couqeite”也不當大寫也不是毛彥文的“雅號”，而是指毛彥文一類人而說，恰如“scatter-brained flappers”是指比吳宓小二十來歲的高棣華（《吳宓日記》頻見的K）一類而言。正是《圍城》所謂“黃毛丫頭，半老徐娘”。二者偶麗，才是“自出心裁”的俏皮妙語。這裏的“they”，顯然表示吳宓喜愛的女人不止一個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