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參政員風塵仆仆回到重慶，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紀錄》，各人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於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幹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行，內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讚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裏，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又說：“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最後的結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44]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則寫了《記民主同盟政團延安之遊》一文，內中依舊對藍蘋念念不忘：“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的，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南按：李訥，時5歲）來送我們，兩隻秀美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45]
到了這個時候，左舜生還不明白，毛澤東托詞對方生病不讓相見，顯然不願讓其回重慶後四處張揚他和江青的婚姻關係。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做出的硬性規定，不讓在國統區名聲不佳又極愛出風頭的藍蘋在此種場合拋頭露麵，以免節外生枝，壞了黨國大事。左舜生隻是枉費心機、自作聰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說（南按：“江青”之名典出於唐朝詩人錢起於公元751年的應試詩《省試湘靈鼓瑟》名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毛就是依據這兩句唐人詩為他的心上人藍蘋命名的）。左舜生勞神了半天，最終還是弄了個“曲終人不見”的悲涼局麵。此憾未得彌補，想來左氏當是死不瞑目的吧。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與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地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裏，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地讚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孟真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領以歿嗎？”[46]
羅家倫這段回憶難免有政治偏見及主觀成分，但此說的許多內容與史料相吻合，說明並不是空穴來風。傅、羅談話，較為透徹地反映了傅氏的內心世界和人生觀。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47]。隨後又宣稱：“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其所以對不起國民之一件，即是過量的對得起這些殘餘勢力，因為當年自己不曾努力，把這些東西根本拔去了，使他們今日尚在那裏胡思亂想，胡言亂道。”就中國革命的形勢與奪得政權建國方略問題，傅氏認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理位置與經濟條件特別是天然條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現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國革命黨曆史將及百年，以如此長期之演進，如此長期之訓練，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黨中吸收不少，因為俄國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學教師、低級官吏、小商人、小工業家、工程師、技員，政權到手，辦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國，不然乃是發瘧子。國民黨以中山先生偉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經過，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國的人才來，遑論幾年中專靠怨氣及性欲解放一隊缺知識少訓練的人們。共產黨之一朝攫得政權雖可能，而共產黨之建國是辦不到的。”[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