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對於這句話，有研究者認為傅斯年“將毛澤東比作雄才大略的項羽、劉邦，並將不堪大任的國軍比作功敗垂成的陳勝、吳廣”（《龍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說恐怕有誤。當時的“國軍”正配合盟軍進入對日本軍隊的全麵反攻階段，達到了自抗戰以來如日中天，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何以用來與那兩個自喻為鴻鵠實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陳勝、吳廣類比之。傅其言，實乃以項劉比作國共兩黨，具體言之，乃以項劉比作蔣介石與毛澤東。陳勝、吳廣是對自己以及“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羅家倫等輩無可奈何的自嘲與自謔，甚或還有那位早已逃離延安（1938年）投奔蔣介石，並言“在外糊塗多年”，決心“棄暗投明”，聲明脫離共產黨，跟隨國民黨效犬馬之勞的張國燾之流之諷刺。從傅的話中還可看出，此時的他依然沒有把所謂的第三黨——民主同盟放在眼裏，更沒有產生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輩認為的“蒼茫大地”，須由民盟來力主沉浮的幻覺。因而，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觀察與感受，與黃、章等人的大不同。
[35]《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6月出版。
[36]《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大師治學錄》，中國社科院科研局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關於尹達撰寫《報告》一事，中科院編的《治學錄》做了如下敘述：1936年春，尹達（1906—1983）從殷墟被抽調到山東日照兩城鎮參加龍山文化遺址考古，由梁思永帶隊。這次發掘是為進一步探討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的麵貌，共發掘50多個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發現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頭骨已經腐朽，經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個。發掘所得於秋天運到南京。撰寫發掘報告的重擔落在尹達肩上。他一麵參加清理標本的工作，一麵著手整理記錄，編寫考古報告。報告的主體部分寫好後，還沒有來得及寫結論，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經長驅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達隨史語所匆忙遷往長沙，敵機很快就對長沙開始轟炸。國難當頭，尹達決心忍痛放棄即將完成的研究項目，毅然離開個人收入優厚、工作條件令人羨慕的學術機構（南按：假如此說讓當年流亡西南邊陲的傅斯年、陳寅恪們讀到，不知將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洪流。他和幾位同事相約結伴，投奔延安參加抗日。1937年的年終這一天，尹達到達延安。
關於《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稿，考古學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龍山文化”為主題所發表的論文中說：“這個報告將成為對於山東沿海的龍山文化的標準著作，是研究龍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另據近年從台灣傳來消息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將用尹達的原名劉耀，出版這部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考古報告的未完稿。這份由史語所帶到台灣去的考古報告稿，在經過60多年的世事滄桑之後，終於獲得了問世的機會，但報告的執筆人卻已命赴黃泉，無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結晶了。
[37]據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檔案。
[38]朱瑞熙、徐曰彪《範文瀾》，載《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劉啟林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
[39]《趙儷生文集·籬槿堂自敘》，第五卷，趙儷生著，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40]《中國通史》，範文瀾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1]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以74歲高齡當上了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這是中共投桃報李的酬謝。而黃也知恩圖報，據傳他是民主黨派中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人，而彭真是中共派係中第一個發明“毛主席萬歲”的人，但這個最早的發明權到底歸黃還是歸彭，在黨史研究界一直爭論不休。
[45]《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