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對聯大師生理解的同情當然會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進步人類“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這個蹩腳的比喻，既不夠高明又不夠“科學”。此時的聯大教授哪裏會有阿蓋爾郡海岸上的“舒適的公寓”，有的隻是在髒亂的陋巷或偏僻荒涼的郊外風雨飄搖的幾間土屋。在這個黑土屋裏居住的教授及家人們，不是要節省“每一個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設法從外麵弄進家門一文大錢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為難以弄進一個“先令”而險些喪命。時任西南聯大物理學教授的吳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內周鍾嶽公館一層，後為避敵機轟炸攜家遷到郊外崗頭村，進城上課比較麻煩，對此，吳曾回憶說：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從崗頭村搭一輛馬拉的兩個輪子的板車去西南聯大上課，馬驚跳起來，把我摔下車的路旁。因為後腦受震，暈倒臥床差不多一個月。內子阮冠世本來便連病了幾年的，因為又擔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來。脈搏微而快，有時數也來不及數。身體太弱了，醫生看也沒有什麼辦法。……第二天城裏北京大學的辦事處的金先生下鄉來，看看是否要預備後事了。幸而冠世掙紮過去，病臥了幾個月，到了冬天，費好多事，借了一輛病車，從崗頭村送她到西山車家壁的惠滇醫院分院，住了兩個月，總算回過一口氣來。”又說：“現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時我們孤單單地住在鄉下，一個病危，一個憂急無策的情形。”[21]
吳大猷夫人倏忽間欲登鬼錄的時候，不知陰曹地府哪個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發了慈悲之心，倏忽間又越過了鬼門關，重回人間大地生活。相對來說，聯大陶雲逵教授一家就沒有如此幸運了。
1904年出生的陶雲逵，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和漢堡大學，師從德國人類學家Fisher，攻讀人類學、遺傳學和民族學，獲博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南開大學、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從事彝族、傣族、納西族人類文化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抗戰期間足跡遍布西南地區的山野村寨，成為中國人類學研究領域德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聯大任教並兼任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間，陶氏不畏艱險，赴雲南新平縣魯魁山大寨一帶納蘇（Nasupuo）部族（黑彝，屬於藏緬語係倮群）調查研究當地族群盛行的雞股骨卜風俗和傳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雞骨卜》轟動學術界而成為民族人類學的經典之作。1943年，陶雲逵率領幾名助手離開昆明到大理蒼山洱海一帶進行人類學調查，其間，愛子忽然得了當地人稱為“大熱病”的險症，一夜之間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陶雲逵返回昆明，已經永遠看不到可愛的孩子了。貧困的生活與精神的打擊，令陶教授難以承受。未久，身患當時社會和坊間談虎色變的“回歸熱”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劉半農前往內蒙古等地調查方言音調和聲調，途中遭昆蟲叮咬，染上“回歸熱”。返平後於7月14日入住協和醫院，當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歲。傅斯年曾“為之流涕”，並謂劉是“北大老教員中第一位不該死者”），後來就醫於雲南大學附屬醫院，輾轉病褥達數月之久，最終轉為敗血症而於1944年1月26日撒手歸天，年僅41歲。
陶雲逵身後極度蕭條，夫人林亭玉遭失子喪夫之雙重打擊，經濟貧困，生活無著，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兩個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漁民發現，急駕舟前往搭救，將在水中翻滾的林氏用漁網套住提上船來。送醫院搶救時，在其口袋裏發現了一封遺書，世人才知道這位衣衫襤褸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聯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後，南開大學為陶教授爭取撫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無法在昆明生活下去，兩難中，聯大的羅常培、馮文潛、黃鈺生，和陶雲逵生前摯友、留德同學、哲學家鄭昕等發起募捐，湊了路費和一點生活費，才將陶夫人及其繈褓中的女娃送回廣東陽江縣的娘家。
陶雲逵教授一家悲慘至此，那些夫妻兒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蔣夢麟、梅貽琦、潘光旦等聯大的頭麵人物，生活處境同樣極端惡劣，難以為繼。據梅貽琦五弟、抗戰時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學代理校長的梅貽寶回憶說：“三十四年美國國務院約請燕京大學指派教授一人，赴美報聘。教授會議推舉我去應邀。由成都起飛，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貽琦在家族輩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長住宅倒也罷了，隻是人口多些，擠些，晚飯實在太簡單了。當晚隻見祖彥侄悶悶不樂，迥異尋常。臨睡給我搭了張行軍床，借了條被，就設在‘五哥’書架前。他一麵看學校公事，我們一麵敘談家常。我問到祖彥，‘五哥’才說，兩天前跑警報，彥侄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家裏無錢給他再配一副，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念書，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我素來服務於私立學校，大致比國立機關待遇好些，而家裏多半有兩份職務收入。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大，生活不寬裕，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製賣定勝糕的佳話，大概就屬於這個時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