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對聯大師生理解的同情當然會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進步人類“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這個蹩腳的比喻,既不夠高明又不夠“科學”。此時的聯大教授哪裏會有阿蓋爾郡海岸上的“舒適的公寓”,有的隻是在髒亂的陋巷或偏僻荒涼的郊外風雨飄搖的幾間土屋。在這個黑土屋裏居住的教授及家人們,不是要節省“每一個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設法從外麵弄進家門一文大錢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為難以弄進一個“先令”而險些喪命。時任西南聯大物理學教授的吳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內周鍾嶽公館一層,後為避敵機轟炸攜家遷到郊外崗頭村,進城上課比較麻煩,對此,吳曾回憶說: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從崗頭村搭一輛馬拉的兩個輪子的板車去西南聯大上課,馬驚跳起來,把我摔下車的路旁。因為後腦受震,暈倒臥床差不多一個月。內子阮冠世本來便連病了幾年的,因為又擔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來。脈搏微而快,有時數也來不及數。身體太弱了,醫生看也沒有什麼辦法。……第二天城裏北京大學的辦事處的金先生下鄉來,看看是否要預備後事了。幸而冠世掙紮過去,病臥了幾個月,到了冬天,費好多事,借了一輛病車,從崗頭村送她到西山車家壁的惠滇醫院分院,住了兩個月,總算回過一口氣來。”又說:“現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時我們孤單單地住在鄉下,一個病危,一個憂急無策的情形。”[21]
吳大猷夫人倏忽間欲登鬼錄的時候,不知陰曹地府哪個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發了慈悲之心,倏忽間又越過了鬼門關,重回人間大地生活。相對來說,聯大陶雲逵教授一家就沒有如此幸運了。
1904年出生的陶雲逵,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和漢堡大學,師從德國人類學家Fisher,攻讀人類學、遺傳學和民族學,獲博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南開大學、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從事彝族、傣族、納西族人類文化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抗戰期間足跡遍布西南地區的山野村寨,成為中國人類學研究領域德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聯大任教並兼任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間,陶氏不畏艱險,赴雲南新平縣魯魁山大寨一帶納蘇(Nasupuo)部族(黑彝,屬於藏緬語係倮群)調查研究當地族群盛行的雞股骨卜風俗和傳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雞骨卜》轟動學術界而成為民族人類學的經典之作。1943年,陶雲逵率領幾名助手離開昆明到大理蒼山洱海一帶進行人類學調查,其間,愛子忽然得了當地人稱為“大熱病”的險症,一夜之間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陶雲逵返回昆明,已經永遠看不到可愛的孩子了。貧困的生活與精神的打擊,令陶教授難以承受。未久,身患當時社會和坊間談虎色變的“回歸熱”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劉半農前往內蒙古等地調查方言音調和聲調,途中遭昆蟲叮咬,染上“回歸熱”。返平後於7月14日入住協和醫院,當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歲。傅斯年曾“為之流涕”,並謂劉是“北大老教員中第一位不該死者”),後來就醫於雲南大學附屬醫院,輾轉病褥達數月之久,最終轉為敗血症而於1944年1月26日撒手歸天,年僅41歲。
陶雲逵身後極度蕭條,夫人林亭玉遭失子喪夫之雙重打擊,經濟貧困,生活無著,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兩個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漁民發現,急駕舟前往搭救,將在水中翻滾的林氏用漁網套住提上船來。送醫院搶救時,在其口袋裏發現了一封遺書,世人才知道這位衣衫襤褸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聯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後,南開大學為陶教授爭取撫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無法在昆明生活下去,兩難中,聯大的羅常培、馮文潛、黃鈺生,和陶雲逵生前摯友、留德同學、哲學家鄭昕等發起募捐,湊了路費和一點生活費,才將陶夫人及其繈褓中的女娃送回廣東陽江縣的娘家。
陶雲逵教授一家悲慘至此,那些夫妻兒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蔣夢麟、梅貽琦、潘光旦等聯大的頭麵人物,生活處境同樣極端惡劣,難以為繼。據梅貽琦五弟、抗戰時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學代理校長的梅貽寶回憶說:“三十四年美國國務院約請燕京大學指派教授一人,赴美報聘。教授會議推舉我去應邀。由成都起飛,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貽琦在家族輩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長住宅倒也罷了,隻是人口多些,擠些,晚飯實在太簡單了。當晚隻見祖彥侄悶悶不樂,迥異尋常。臨睡給我搭了張行軍床,借了條被,就設在‘五哥’書架前。他一麵看學校公事,我們一麵敘談家常。我問到祖彥,‘五哥’才說,兩天前跑警報,彥侄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家裏無錢給他再配一副,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念書,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我素來服務於私立學校,大致比國立機關待遇好些,而家裏多半有兩份職務收入。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大,生活不寬裕,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製賣定勝糕的佳話,大概就屬於這個時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