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於他腦海中的亞洲主義思想、“亡國論”思想、曆史循環思想，以及他對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來，他追求所謂的“得體地活著”，以及自譽為修煉得大徹大悟，超越了人間是是非非，進入超凡脫俗的活佛與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舉動也就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化俗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這個“引子”又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與思想基礎，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戰前夕，周作人就寫過《嶽飛與秦檜》《關於英雄崇拜》之類的文章，公然為秦檜翻案，否定了主戰的嶽飛為忠義之臣、秦檜主和為奸相的曆史論斷。他在《瓜豆集·再談油炸鬼》中說“秦檜主和還能保得半壁江山”，這樣做並“不是他的大罪”，“秦檜的案，我以為都該翻一下”。又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54]在《苦茶隨筆》中，他居然嘲諷起文天祥的殉國乃“唯一好處是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於他不應不表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我們的模範。第一，要學他必須國先亡了，否則怎麼死得像呢？我們要有氣節，須得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那犧牲太大了。第二，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倒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保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第二……”[55]此等說辭，似是為他自己落水成為漢奸找到了理論根據。
當傅斯年在重慶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後，周作人自視為傅斯年師輩人物，又同屬“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時代還明確支持過傅並為之張目，遂以老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曆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且有威脅警告性的“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滿紙透著一股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的惡劣氣味。傅斯年看罷，當場把信拍在桌子上，大罵一聲：“他媽的，青天白日旗還沒落下，難道反了這些縮頭烏龜王八蛋不成！”遂當即揮毫潑墨，痛斥道：“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56]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轉身投向其他的學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與“恨其不爭”的指斥。周氏對此憤恨不已，並將這憤恨傾瀉於筆端以示發泄，1945年11月10日，周在日記中寫道：“近時世人語雲：越等中央越遭殃。又學生間傳語雲：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17日再記：“近年所見事、人中，敗類卑劣、無人理者，沈啟無之外，有趙萬裏、王紡源、顧頡剛、沈兼士，此輩何多也？又皆是浙西與吳人，亦奇。”[57]
在一連串的困惑與稱奇之後，周作人便祭出最後撒手鐧，主動邀請記者前來談話，他一襲長衫、文質彬彬狀端坐“苦雨齋”，一邊喝著苦茶，一邊慢條斯理向外傾倒肚中的苦水並夾雜著申辯，稱自己附逆“是在淪陷區為國家教育青年，為國家保存元氣”雲雲。隻是所有的申辯都歸於徒勞，此時的周作人已是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真正體會了一把“窮途末路”這個詞語的味道。麵對日暮途窮的時勢，他不再繼續努力與前行，索性采取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辦法，“坐在家中等待國家的製裁”了。[58]就在周作人飲罷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漢奸罪被捕入獄，這篇短文與“聞巷中驢鳴”，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