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寫，又寫什麼呢？阿諛奉承不是自己的性格，且周氏家族與當地百姓也不會答應。反其道而行之，內含諷刺甚至斥罵之語，正中土匪設的圈套，後果不堪設想。
正當老秀才左右為難，與幾個文朋詩友在家中廳堂嘰嘰咕咕反複議論籌劃而不得要領時，周鍾嶽放學回家旁聽此事，瞪著小眼，脫口道：“這有啥難的，寫就是了。”周之炳剛要為兒子的冒失而嗬斥，身旁一老秀才和顏悅色地道：“說得輕鬆，你寫一副我看看？”周鍾嶽並不顧父親的臉色，走進書房潑墨揮毫，很快寫就拿了出來。隻見上麵寫著：“生死由天定，功過後人評。”橫批是“嗚呼哀哉”。眾人一看，既驚且喜，老秀才周之炳也認為此聯真是絕妙，透出兒子的非凡智慧，神情大振，拿起筆來揮灑而就，打發人送到土匪擺設的靈堂處。匪眾們集中起來琢磨了半天，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借機報複的事也隻好作罷。因了這副對聯，周鍾嶽的神童之名遠播四方，並在當地民間長久地流傳下去。
1904年，周鍾嶽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1907年回國，執掌雲南省教育廳大印。辛亥革命後出任雲南都督府秘書長、滇中觀察使。
1915年隨蔡鍔組織“討袁護國軍”。1919年任雲南省代省長。1921年，任雲南省省長。1927年因局勢動蕩而辭職，返回劍川靜觀待變。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國府委員、考試院副院長。李宗黃如是說，一是在蔣麵前略示自謙，表明自己的風度和政治雅量。
同時也吸取了以往在昆明的教訓，看中了周的資曆和在雲南官場的老底火，想暫時找個依靠扶持一時，當各派勢力安靜後自己再設法登台亮相。蔣介石心知肚明，順水推舟，李宗黃得令後很快找到周，傳達了蔣的意見。久經官場的周鍾嶽聽罷，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替別人墊背的圈套，加之對李的為人處世尚無好感，乃斷然拒絕。
7月21日，蔣介石再次召見李宗黃，李把與周鍾嶽的談話結果和盤托出。蔣見周如此狗坐轎子——不識抬舉，遂冷冷地說：“既然如此，那就仍然由伯英兄回滇主政，等到我一切部署就緒，即日成行。請伯英兄嚴守秘密，積極準備。”[29]
眼看大事將成，隻邁一步即可登上省主席的寶座，李宗黃驚喜交加之情可想而知。想不到世間風雲變幻難測，此事中途橫生枝節，令李的大夢成了亦真亦幻的浮萍。抗戰勝利後，盧漢帶大軍赴越南受降，因怕引起兵變，也為了暫時穩住龍雲在滇的舊勢力，蔣介石在幕僚策士們的建議下，突然改為盧漢接替龍雲做省主席，李為代主席。對此變故，蔣對李的解釋的是：“因為國軍全麵反攻即將全麵展開，盧漢將隨何總司令率部反攻，雲南方麵，在此過渡期間，我想暫以盧漢負雲南省政府主席的名義，而以伯英兄任民政廳廳長兼代主席，到了相當的時間，再為伯英兄真除。這樣的做法，對於政略的運用上不無裨益。”[30]
蔣的意圖很明確，龍雲手下的頭號幹將盧漢做省主席隻是一個“過渡”，並非長久之計，李需要暫時隱忍，到適當的時間再予以“真除”。也就是說等到國軍受降結束，局勢穩定，盧漢大軍開赴東北，雲南潛在的危險渡過之後，再設法免去盧漢之職把李扶正。因了蔣介石的這個許諾，李宗黃才全力以赴助蔣趕走了龍雲，自己輕裝便捷，迫不及待地來到昆明出任了省民政廳廳長、省黨部主任兼代省政府主席之職，以待蔣介石不久為之“真除”。從李宗黃回憶錄中可以看出，當時他完全相信蔣的話是真實可靠的，後來也沒產生過懷疑，因為盧漢不是蔣的嫡係，而自己卻是其鐵杆的心腹。
早在國民黨“一大”時，李宗黃就是中央執行委員，但幾十年打拚苦鬥，卻一直沒有做過封疆大吏和取得過一方諸侯的實權，眼看快奔六十歲的時候，終於有了出頭之日，其興奮激動之情自非一般政客和普通人所能領會。由於李心中懷揣著“雲南王”的夢想，且頭一次暫時充任掌控實權的封疆大吏，自然非常看重在這兩個月代理的“政績”。而最能體現政績的就是臨行前蔣介石授意他的“回雲南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除‘三害’”。[31]蔣所指的“三害”，即民主堡壘、學生運動與龍雲舊勢力。由於李宗黃在昆明各派勢力中名聲不佳，自然引起許多人的厭惡，而雲南各高校一些中間派師生對李的所作所為與傲慢狂妄之態也表示了同樣的反感。在這種境況下，李宗黃與當地各方勢力的衝突也就成為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