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載《一二·一運動》。姚從吾信中所涉人物與職務：
①華熾，即鄭華熾，聯大物理係教授，聯大國民黨三青團負責人之一。
②程陶，聯大學生，三青團員。
③一多，即聞一多；枚蓀，即周炳琳；端升，即錢端升；奚若，即張奚若；芝生，即馮友蘭；錫予，即湯用彤。
④倪文亞，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慘案發生後，與教育部次長朱經農一起來昆調處。
⑤蔡麟筆，聯大學生，三青團員。
⑥高雲裳，三青團昆明市書記長；周紳，三青團雲南支部秘書兼宣傳股長。
⑦總裁，指國民黨總裁蔣介石。
⑧西孟，即楊西孟；自昭，即賀麟；吳辰伯，即吳晗；裴笑衡，聯大學生，三青團員；清常，即張清常。
⑨分化方略。姚從吾指揮程、陶諸人，冒充中立同學，挑起修改宣言糾紛，妄圖分裂聯大學生，陰謀被揭穿而失敗。（見《一二·一運動》414頁注釋）
⑩錢端升，因在公開講演中對蔣介石不稱“領袖”，而直呼“先生”，且敢直言批評，幾乎已經被關麟征等視同為共產黨。（張奚若《廢止一黨專政，取消個人獨裁！》，載《學生報》創刊號，1946年1月19日）在黨內同人及校內同事姚從吾等人的眼裏，他雖仍被看作國民黨員，卻是那種“壞事有餘，易受利用”，“表現得最糟”的“國民黨左翼”。而像錢氏這樣的國民黨人在慘案後一麵同情學生，一麵還在盡力為當局與政府分憂，且明確表示與聞一多等左派教授持不同意見，其他國民黨籍教授此時內心的焦慮與從思想深處傾向於政府與當局一邊，亦可想而知。
另，慘案發生時，聯大教授華羅庚正在重慶，返回昆明前，朱家驊特地關照要其代為了解實際情況並積極協助校方和地方當局平息學潮。華回到昆明後因感冒臥床數日，自12月8日起在校內奔走兩天，基本上弄清了事情原委。他在給朱家驊的報告中，除詳細說明了學潮發生的整個過程，顯然對地方當局這種做法不滿。華明確表示無論如何也不理解，25日晚一場時事討論會何以竟會被當局認定是“赤匪”搗亂，竟至動用軍隊並開槍震懾？信中說：當晚5位上台講演者，除潘大逵教授他不認得，裝成老百姓的那個昆明市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查宗藩沒見過以外，“我敢保證錢、伍、費三位都絕不是‘赤匪’”。不僅如此，尤其讓他感到難以理解的是，當局在調動如此之多的打手衝進校園毆打赤手空拳的學生和教師時，其中並沒有確定哪一些是“赤匪”，隻是稀裏糊塗地一場盲打混戰。相反，被殺被毆者多人還是國民黨員，有的還是他親自推薦並請朱家驊介紹入黨的。對此，華激憤地表示：“此次事變當局處置似甚失當，死者四人，而吾黨黨員占其半數，馬大猷（南按：被打傷之教授）兄，即二年前請書我公介紹入黨者。此‘一擊’之效或優於晚三年來為吾黨之宣傳也，甚使誌士心灰意懶也。”（《華羅庚致朱家驊先生函》[1945年12月11日]，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
華羅庚在報告中同時提到了於再與潘琰兩位死者的身份，與後來所說二人均為中共黨員的情況不盡相同：“於再，浙江杭州人，二十四歲，鄉村建設學院畢業，國民黨黨員，南菁中學音樂教員，獨子，未婚。”“潘琰（女），江蘇徐州人，廿八歲，曾隨第十一集團軍參加軍隊，徐州突圍（亦國民黨黨員）。”
1981年與198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於潘二人黨籍問題曾形成過相關文件，如1981年2月9日，《中央組織部關於潘琰同誌黨籍問題的意見》中稱：
潘琰，女，一九一四年生，江蘇徐州人。一九三九年在湖北省立建始女師入黨（入黨介紹人已無法找到）。一九四〇年夏，中共建始縣委鑒於形勢惡劣，把黨員全部疏散隱蔽，潘琰離開建始，經恩施到重慶，考入農本局紡織人員訓練班，畢業後先到四川樂至縣，後到重慶福生渝莊工作。一九四四年秋考入西南聯大學習，由於形勢惡劣，當時組織決定，轉移地區不轉關係。潘琰在西南聯大上學時，黨的關係沒有轉到雲南省工委。直到她犧牲三十餘年來，很多同誌不知道她曾經是共產黨員。最近，中央團校青運史研究室在收集“一二·一”運動史料的過程中，對四烈士之一潘琰同誌的黨籍問題，進行了調查。……根據以上幾位同誌的證明，確認潘琰同誌是中共黨員，其黨齡從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