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說：“校歌的譜子原來有三種，有沈（有鼎）譜、馬（約翰）譜和張（清常）譜，校歌委員會先建議用沈譜，常委會據以公布。常委會先公布的是馮詞沈譜，後來又改用馮詞張譜。這就是後來在校內校外演唱的西南聯大校歌。有人說：日記中隻說馮詞，何以知那個馮詞就是《滿江紅》詞呢？可能日記中所說的馮詞不是《滿江紅》詞，羅庸所作的是《滿江紅》詞。這個可能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校歌委員會所決定最後上報常委會、常委會所據以公布的不是《滿江紅》詞，《滿江紅》詞怎麼會成為聯大校歌呢？根據朱自清的這三條日記，我認為關於聯大校歌作者的問題已經解決，話也就不必再多說了。”（《馮友蘭自述》，第278頁，馮友蘭著）
馮友蘭的證據一出，把關注此事的圍觀者實實在在地震了一下，許多人懷揣疑慮從側麵打聽，馮氏所言是否屬實。在清華大學校史辦公室工作的黃延複致函原西南聯大中文係教授王力，就校歌歌詞一事進行詢問。王力在複函中認為作者應是馮友蘭。1981年5月15日，原聯大哲學係教授沈有鼎公開具函清華大學校史辦公室，證明馮友蘭是校歌歌詞的真正作者。朱自清的日記加上王力與歌詞譜曲當年的見證人沈有鼎的證詞，馮友蘭為歌詞作者似乎是鐵板釘釘，無可爭議了。作為馮友蘭自己，認為有了如此“鐵證”，足以堵住眾人之嘴，真的是“不必再多說了”。於是，在出版的《三鬆堂自序》一書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馮頗有些得意地把自己關於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一段回憶，作為一個附記放於書中一同公示於眾。意想不到的是，此事並沒有就此了結，蟄伏在社會各個角落的有生力量再度起而反撲，從而展開了一場持久的更大規模的論戰，其影響與範圍波及海外華人華僑與兩岸同胞，眾人為之注目。
1987年，《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刊發了號稱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複、張源潛的署名文章《西南聯大校歌製作經過》，該文以張清常的說法為主要依據，並輔以清華大學的檔案材料，洋洋灑灑，頗具規模地構建了聯大校歌製作經過的曆史現場，得出了羅庸才是聯大校歌《滿江紅》真正作者的結論，最後二人斬釘截鐵地宣布：“羅庸先生作詞，應是無可懷疑的。”
1988年10月，由雲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西南聯大北京、昆明校友會，以及雲南師範大學合編的《西南聯合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輯》，全文轉載了黃張二人合撰的《製作經過》。這一轉載，表麵上看起來隻是一篇文章，實則意味著以上幾方對黃張二人觀點和說法的肯定。
此文一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馮友蘭本人，連同一直密切注視此事，並為尋找證據而四處奔波的馮的女兒馮鍾璞（宗璞）、女婿蔡仲德，對此未做回應，這個間隙無疑給外界造成了一種馮家老小已經默認的印象。於是，關於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作者認定問題，便鹹魚翻身，出現了根本性的逆轉。一時間，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出版發行的報刊中，在提到聯大校歌問題時，都眾口一詞地說是羅庸。如聞一多的孫子聞黎明與侯菊坤合編的《聞一多年譜長編》，薑建、吳為公合編的《朱自清年譜》，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等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劉家瑩編的《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等重量級大部頭，這些在學術界頗具影響的書籍，皆把聯大校歌歌詞作者的帽子戴到了早已去世的羅庸頭上，馮友蘭被無情地踢出圈外。而這些著作的編輯者們又在黃延複、張源潛一文影響和引導下，在確信此文為不容置疑的圭臬的基礎上，采取生拉硬套的方法來處理相關事例，以與黃張二人之文的說法切合。假如發現有不合之處和漏洞，為了拉住羅庸，踢出馮友蘭，便不惜為此割裂、增刪或篡改史料，以達表麵上的自圓其說。於是，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中提供給世人的自認為“最靠得住”的證據，連同他在《北京晚報》中的喃喃自辯，都似乎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被眾人拋到臭水陰溝中任其發臭長毛生蛆去了。流風所及，無堅不摧。在這股強勁合流推擁下，作為馮友蘭的女婿，且對馮氏的相關資料掌握最為充分、對其生平研究最為深入的蔡仲德教授，在所編的《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中，對待聯大歌詞作者問題，也有些難以決斷，直至噤若寒蟬，不敢明示而刻意回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