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馮友蘭被定為“反動權威”與“反共老手”，其處境正如他女兒宗璞所言，正被捆綁在鐵板上，忍受著來自煉獄的熊熊劫火“燒烤，而任何人都可以隨著性子往這劫火上添柴加草”。由此，翟誌成認為，在這樣一種生命不保的艱難處境下，馮友蘭的交代材料，就對黃張二人之說構成了極其堅實的反證。首先，趨利避禍，喜利畏罪，是人類自我保存的本能。如果馮友蘭如黃延複、張源潛所言，是在假冒聯大校歌歌詞的作者，那麼，造成他冒充的根本原因，分析到最後，無非是為了名和利，馮友蘭也隻會在對自己有實質好處或利益的情勢下，才有可能冒險一搏，自稱是校歌作者。但在寫交代材料時，正是人人自危、命懸一線之際，若他從未寫過這首校歌，他會“自己跳出來”把屎盆往自己頭上硬扣嗎？如果當時馮友蘭的神經還正常的話，他為何去冒這個作者，平白增加自己的“罪孽”？難道是活得不耐煩了？從馮友蘭在“文革”中一連串的表現看，還遠沒有達到曾國藩當年所言“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程度和境界。
三、馮友蘭聲稱自己為聯大校歌作者，並有朱自清日記為證，而張清常宣稱他是從朱自清來信中，獲知羅庸為聯大校歌歌詞作者，卻始終拿不出朱自清的信件原件證明確有其事，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其說之真。
四、對朱自清日記的解讀應用上，黃張二人進行了歪曲、割裂和刪改。聯大校歌問題的討論，在朱氏日記中可以找到四條，除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中列的三條外，於1938年11月24日還有一條：“下午在馮家開校歌委員會。校歌詞如下：‘萬裏長征……待驅除倭虜、複神京，還燕碣。’（南按：除倭虜二字外，其他皆與傳唱的校歌歌詞相同）”這一條，可視作朱氏日記四條中的第二條。
黃張二人的文章在引用上述四條朱自清日記時，第一條照單全收，作者當然是羅庸。第二條僅從文字上看，既沒說歌詞作者是羅，也沒說是馮，但黃張卻說：“按時間及其他資料推斷，這份歌詞當是羅庸先生所作。”第三條，即1939年6月14日條，有“接受馮的歌和馬的譜”一句，黃、張二人一看於自己的立論不利，索性刪掉不用，隻把頭尾對接起來寫於文中。而最關鍵的第四條，即1939年6月30日條，又把“馮的歌詞早為大家所接受”一句刪掉。如此這般連續砍掉兩條帶有馮友蘭的鐵證，既保住了張清常作為校歌歌譜製作者的地位，又把羅庸拉進了歌詞作者的圈內，可謂一舉兩得。如果把被刪掉的兩段全部複原，則黃張二人的結論則支柱崩潰，全盤皆翻，那麼校歌歌詞的真正作者就是馮友蘭。
有了這樣的論證、論據和結論，翟誌成在文章的最後說：“我從正反兩個方麵層層加以考述和論證，從而推翻了黃延複、張源潛的結論，否定了大陸學界的定論，證明了馮友蘭是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後即令有新材料麵世，也隻會加強本文的證明。或者，應當更保守或更保險地說，在沒有更新的核心材料出現並足以否定本文立論之前，本文的結論，已經是整個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爭論的定案了。”盡管此言頗有點自負色彩，但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證功夫和文章中施放出的足以摧毀反對者的巨大威力。
翟氏的文章於2001年12月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發表後，又陸續在香港等地發表，並被多家報刊轉載。此結論一時成為定案，學術界莫之駁也。但被他掀翻在地的黃張二人，並不甘心就此失敗，於是再度打起精神，拚上老命予以反擊，但不知是何原因，或是內部產生了分裂，或是由於身體不適等緣故，在反擊的文章中，已不見黃延複的大名，而隻有張源潛橫刀立馬於陣前艱難地出手，從所拋出的《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歌詞的作者究竟是誰？》一文看，再也不見先前那風采英姿與咄咄逼人的氣勢，顯然是寶刀已老，力不從心，頗有些英雄末路了。為了讓讀者看得明白，不妨將這篇漏洞迭出的文章摘要如下：
從朱自清11月24日的日記看，歌詞作者是誰，日記未提，聯係上次開會“接受了羅的詞”，可以斷定是羅庸無疑。附帶說一句，《三鬆堂自序》未提這篇日記，是忽略還是掩蓋，不得而知。
常委會對這首歌詞沒有表態，“有人覺得形式太舊，不像個校歌樣子”。為什麼不寫一首新詩作為校歌，像當時的抗戰救亡歌曲那樣！作為校歌委員會主席的馮友蘭自告奮勇寫出如下的一首富於時代精神的白話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