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與陳寅恪望著這一戲劇性場麵，心中竊笑，本想一走了事。想不到現實生活有時比戲劇更加戲劇化，隻見那個倒在地上披頭散發、口吐白沫、鼻青臉腫的女人如得神助，忽地立起，由一隻受傷的兔子變成了一隻野性十足的老虎，張牙舞爪地躥將上來，一把拽住劉文典的衣袖，質問為什麼平白無故打她男人，並騰出一隻手向劉氏的脖子和臉抓撓起來。劉文典頓時被弄得目瞪口呆，不知做何解釋。幸得吳宓和幾個遊湖的男生一齊圍上前來，連拉帶拖將那女人擒住，狼狽不堪的劉文典才趁機灰溜溜地逃脫。
此事很快作為笑料在蒙自分校傳開，諸位師生在議論紛紛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那個男人固然該打，女的更加操蛋，她可能想表白一種說不清的心理，才恩將仇報不惜向劉文典宣戰。對於劉氏的舉動和諸種議論，中文係教授王力卻不以為然，他在一篇叫作《夫婦之間》的隨筆中公然宣稱：“夫婦反目，也是難免的事情。但是，老爺撅嘴三秒鍾，太太揉一會兒眼睛，實在值不得記入起居注。甚至老爺把太太打得遍體鱗傷，太太把老爺擰得周身青紫，有時候卻是增進感情的要素，而勸解的人未必不是傻瓜。莫裏哀在《無可奈何的醫生》裏，敘述斯加拿爾打了他的妻子，有一個街坊來勸解，那妻子就對那勸解者說：‘我高興給他打，你管不著！’真的，打老婆，逼投河，催上吊的男子未必為妻所棄，也未必棄妻；揪丈夫的頭發，咬丈夫的手腕的女人也未必預備琵琶別抱。”[22]有人謂這篇文章是針對劉文典蒙自南湖勸架受辱而發的感慨，意謂劉氏不諳世故，竟至惹火燒身。看來劉大師確是做了一件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的傻事。
聯大蒙自分校遷往昆明後，劉文典開出了《莊子》與《文選》等課。生活相對安靜，以及工作上的順利，又讓他找回了在清華園時代的感覺，恃才傲物、狷介不羈與國學大師的名士派頭漸漸流露出來，且一發而不可收拾。此前，劉文典曾公開宣稱整個中國真懂《莊子》者共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是自己，另半個是指馬敘倫或馮友蘭，因當時馬馮二人皆從哲學的角度講《莊子》，另有一說是指日本某學者，意思是在中國真正懂《莊子》者乃他自己一人而已。[23]劉文典如此自誇，並不是信口開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的的確確有個三踢兩腳的本事。每當他開講《莊子》，吳宓等幾位重量級國學教授經常前去聽講，劉文典見了並不打招呼，仍旁若無人地閉目演講，當講到自己認為出彩的節骨眼上，戛然而止，抬頭張目望著教室最後排的吳宓，慢條斯理地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啊？”吳宓聞聽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麵點頭一麵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24]見此情景，劉文典與學生們都忍不住大笑起來。
如此情形，令劉文典越來越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裏，且極端鄙視現代文學，對搞新文學創作的學者更是輕視，放言“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當有學生問劉氏對現代作家巴金作品的看法時，劉文典頗為傲慢地道：“隻知把她娘，不知有把妗。”為顯示自己的氣勢，劉還不顧情麵地公然大罵在聯大任教的同事沈從文。沈是林徽因“太太客廳”時代的新生代人物，原來隻有小學文化水平，曾當過兵、做過苦力，屬於和錢穆一樣靠自學成才的“土包子”學者、作家，後入校教書，但一直沒有西洋與東洋“海龜”的神氣，而現代文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體係中被視為末流，經史子集才是學問的大道，故沈從文在校中頗為東西洋大小“海龜”輕視，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斷稱自己為“鄉下人”。有一次警報響起，日軍飛機前來轟炸，眾師生匆忙向野外山中或防空洞奔跑躲避，劉文典夾著一個破包袱，於狂奔中突然發現一青年人衝到了自己前麵，定睛一看乃是他平時最瞧不上眼的沈從文，立時火起，一把抓住沈的衣領，喝道：“我跑是為了給學生講《莊子》，你一個搞新文學的跑什麼跑嗬，要跑也應該是‘莊子’先跑！”沈從文在聯大由於輩分較低，加之生性靦腆，不太輕易與人較勁兒。此時見瘟神一樣的東洋“海龜”兼“國寶”劉文典氣勢洶洶地逼來，未敢計較，索性一縮脖子掙脫劉的束縛，來了個逃之夭夭。劉氏仍不識趣，在後麵繼續嘟囔叫罵，忽見敵機飛臨頭頂，炸彈落下，乃立即閉了嘴巴，放開腳步狂奔起來。——畢竟炸彈是不管莊子本人還是什麼“海龜”或“國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