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唱對台戲的吳宓平時對劉文典的學問極其服膺，除經常混跡於學生中間聽劉氏講《莊子》，並呼曰“高見甚是”外，還經常把自己所作的詩文交對方修改、潤色，每與同事交談，對劉文典亦頗多讚譽。此次見文典以擺擂台的方式，用另類方法開講《紅樓夢》並在聯大師生間引起轟動，禁不住好奇之心，也借著朦朧的夜色夾雜在學生之間前來探望，以窺對方虛實。吳在1942年的日記中這樣記載：“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33]從簡短的記載看，這次劉是在屋內演講，因下雨打雷之故，劉文典的派頭和所講內容沒能盡情展示，所以吳在日記中沒有記述其聲色情狀。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吳宓前來的目的除了探個究竟，或湊個熱鬧，更多的心思還是放在追尋“花姑娘”方麵，其他的一切也就顧不得了。在另一次日記中，吳宓明確記道：“聽典露天演講《紅樓夢》。見瓊在眾中。宓偕雪梅歸途。”[34]這一簡短的記述顯然用的是春秋筆法，其暗含的故事可謂多矣。據西南聯大史家、雲南昆明人餘斌教授考證，日記中的“瓊”，即聯大生物係女助教張爾瓊（南按：後有一段時間在昆華中學教書），與吳宓若即若離，不願發展戀愛關係。而“雪梅”則是貴州女詩人盧雪梅，多次婚戀失敗後轉向吳宓。這個晚上吳本來是偕戀愛中的盧雪梅去聽劉文典講演的，想不到吳端著飯碗裏的肥肉還想著鍋裏的骨頭，到了會場又開始搜索其他目標，並有幸發現了昨日情場追逐過的獵物張爾瓊，於是又想入非非，心猿意馬地來回打起轉來。——可以想象的是，這個時候，被時人稱為“國寶”的劉文典，即使是把天上的星星講得掉下來，且變成一堆隕石落到吳宓的頭上，恐怕吳氏也無心思去關照了。
當然，劉文典的“對台戲”也不是經常出演，隻是偶爾露崢嶸而已。因為此時整個聯大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極端貧困，他必須像其他教授一樣拿出相當大的精力尋找額外創收的路子，以維持全家的生計。與其他教授有一個很大不同是，劉文典的鴉片癮自離平抵達蒙自後再度發作，於痛苦難忍中，“卒破戒。及至昆明，鴉片癮日增”（錢穆語）。惡習複發後，劉也就不管不顧地由著性子大吸特吸起來，遂在江湖上有了“二雲居士”的雅號。所謂“二雲居士”，如周作人在回憶劉叔雅一文中所言：“蓋言雲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
在物價飛騰，師生啼饑號寒的昆明，劉文典以一個窮教授微薄的收入，除了養家糊口，還要購買聞名於世的雲南煙土與宣威火腿享用，大筆的資金如何解決？這就成為到昆明後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所幸的是，劉氏在天下儒林中名聲響亮，當年被蔣介石所打的兩個耳光，經過坊間不斷加工傳播渲染，又在他的赫赫聲名中增加了不少含金量與籌碼，仿佛介公所賜的不是兩個響亮耳光，而是兩塊響當當的金字招牌，招牌上刻著“剛正不阿”“英雄豪傑”“國之瑰寶”之類從字縫裏難以找到的若隱若現的模糊圖影。故若談起聯大劉教授文典，昆明地界有頭有臉的人物皆以知曉其人或與其人相識為榮。出於對其聲名的仰慕，加之劉文典本人又善於書寫表、誌之類的舊體駢文，正合了一些舊官僚的心意，這才有了錢穆所言“各地軍人舊官僚皆爭聘為諛墓文，皆饋鴉片”以酬謝的局麵。錢氏所說的“皆爭聘”或許有些過譽，像此類事在當時的聯大校園中比較敏感，獲利者不便公開宣揚，別人亦不便做深入調查研究，隻憑同事間口傳耳聞，有些不見得與事實相符。不過劉文典以這項手藝掙得所需的鴉片與火腿錢，當是不爭且公開的事實。據吳宓日記載，有一次他參加一個朋友的宴會，幾杯濁酒下肚之後，就聽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後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的吳博士慷慨激昂地演講起來。其間提到聯大中文係主任羅常培曾主持雲南《大理縣誌》的編輯事宜，得款近十萬元。稍後“又傳典撰、煒寫繆雲台母墓銘，典得三十萬元，煒得十萬元，未知確否”。[35]
吳氏日記中所說的“典”，即劉文典，“煒”即原中央大學教授，時任教於雲南大學的著名書法大家胡小石。繆雲台乃當地著名財閥，曾做過雲南省農礦廳廳長、勸業銀行經理等職，時為雲南省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宓所記的“未知確否”，當是拿捏不準，不敢妄下論斷，因為30萬元酬金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許多年後，西南聯大研究專家餘斌教授認為：“假定確有其事，數額怕沒那麼大。羅常培主編《大理縣誌》（確有其事）得款才‘近十萬元’，劉文典名氣再大也不至三倍於此，工作量的大小明擺在那兒。再說胡小石的書法雖然十分了得，‘寫’一下總不能和編一部縣誌等‘量’齊觀吧。”[36]餘氏之所以持懷疑態度，緣於雙方作品的“量”不能“齊觀”之故。但酬金的多少有時並不以量的多少來論，文學藝術畢竟屬於上層建築領域的產品，注重的應是質而非量，書法藝術、繪畫藝術、雕塑藝術等概莫能外。若以世俗的金錢價格論，與劉文典、胡小石同輩的張大千、徐悲鴻、齊白石等書畫大家，所畫之鷹、馬，要比活蹦亂跳之鷹、馬，無論是現大洋還是人民幣或曰國際通用之美元，都要值錢得多。而荷蘭畫家凡高的一幅《向日葵》在一次拍賣會上，則拍出了相當於兩億人民幣的價格。假如有一地主雇一群打工仔在田園裏真的播種幾十畝甚至上千畝的向日葵，不知需要流多少汗水，經曆多少個日夜，收獲多少火車輪船，才能賣得出凡高這一幅畫的價格。由此推知，憑胡小石在書畫界的名氣和地位，“寫”一下就等於羅常培編一部誌書的稿酬，未見得就絕不可能。既然胡小石可為，而比胡氏世俗名氣大得多的“國寶”級的國學大師、具有“活著的莊子”之稱的劉文典，所得幾十萬元豐厚酬金也就成為可能。否則以吳宓之性情，不會不在日記裏直接加以否認，而隻做“存疑”處理。據時人回憶，抗戰期間劉文典在昆明名氣之大，可與“雲南王”龍雲相提並論。當時國民政府明令禁煙，但雲南的兩個人卻不禁止，一是龍雲，再一位就是劉文典。[37]如果此說屬實，可見劉文典確是十分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