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主義”之真相，一生號稱敢作敢為的張學良晚年曾多次談及。他直言不諱地反複說明，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南京中央政府和蔣介石本人。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記者采訪張學良並提及“九一八”事變情形時，張氏說：“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又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張學良說這話時身在台灣，鑒於其幾十年遭監禁的經曆，采訪者懷疑：“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作如是說。”（《張學良文集》[下卷]，周毅、張友坤、張忠發編，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就是說，當時采訪者認為張學良之語不能代表他的真心話，而是迫於國民黨台灣當局的壓力不得不做言不由衷的表態。對於采訪者的論斷，許多研究者不以為然，以曾景忠為首的大陸學者認為：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去世，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公開為張90歲生日慶壽，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標誌。日本廣播協會采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遊。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曆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曆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的回憶錄捉刀”。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曆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曆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曆史的工作。
另，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鬆林偕老報人李勇等人訪談時，談到“九一八”事變，有人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段幹木《評<；張學良傳奇>；》，載台北《傳記文學》，第81卷第1期，1984年）
由於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謂蔣介石一夜“十幾次複電”說，後來就有文章加以引申為：“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十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後來張夫人於鳳至到歐洲，特地把這些電報保存在倫敦彙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於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雲雲。而據曾替張學良記錄口述曆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曆史解密》，畢萬聞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張學良在與為他記錄自述曆史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曆史學家唐德剛談話時說：“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張學良解釋當時為什麼下令不抵抗：“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又說：“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當唐氏述及50多年都說蔣介石電令不抵抗，張學良還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時，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唐德剛訪錄，王書君著述，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