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所言，是說1940年吳氏才感到日子不好過，開始過問政治。其實，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過了，因為這個時候吳晗老家浙江義烏已被戰火籠罩，在鄉村的母親不得不統率全家老小來昆投奔這個當了大學教授的兒子，而袁震等三姐妹於1939年春來到了昆明，一個教授的薪水要養活十幾口之家，甭說在戰時物價飛漲的昆明，即是在號稱“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時的“周正龍華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幹將之一、陝西林業廳宣傳中心主任關克對媒體發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紀，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況袁震還是一位經常臥病在床的病人。
吳晗與袁震相識於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據說12歲那年就在家鄉參加了五四運動，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師範學校，在董必武、陳潭秋、劉子通等人的影響下，接受了與傳統觀念不同的另類思想，自此熱心於政治，成為一名時髦的政治運動分子，1922年為湖北女子參政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隻腳踏進了政治的旋渦。女師畢業後，袁於1925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係，因交不起學費，隻好到女子師範充當職員，但學校當局又以她是一個熱衷於政治角逐，無心教課的另類“危險人物”而解聘。如此這般在社會政治的邊緣晃蕩了五年之後，又於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在校期間仍熱衷於校內外的政治活動。因其才高貌美，又經常拋頭露麵，在清華園名冠一時，成為許多年輕教員與學子們獵取的目標。天不作合的是，當她讀到四年級時得了肺病，被迫停學住院治療。
就在這個時候，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病中的袁震與吳晗相識繼而相愛，時年吳25歲，袁27歲。禍不單行，吳、袁相戀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結核。當時的醫學水平對這一病症尚無能為力，更無有效藥物治療，隻能做些簡單的調理，因而袁出院後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別人照料。當時吳晗的母親與家人皆反對這門婚事，令吳懸崖勒馬，不要執迷不悟，並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加以阻撓。但兒大不由娘，且此時的吳晗已受過清華的高等教育，滿肚子學問與自由思想，又豈肯聽從一個鄉下老太太和家人們囉唆？麵對各種阻撓與勸告，吳斬釘截鐵地對家人宣告，世之本無鬼，何以被迷住心竅？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吳不嫁。生同衾，死同穴，無論是陽間還是陰間都在一起過了。據吳晗的朋友羅爾綱說，1936年春天，他曾奉吳家人之命親自做過吳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後一次奉告。當時吳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療：“他睡在病床上，閉著眼睛聽我的話，一句都不回答。後來我把我和他類似的婚姻問題跟他相提並論，有責備他不顧母親傷心的意思，他張開了眼睛，眼邊有些濕了，低聲說：‘我和你的情況兩樣，追你那個女子沒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從母命，我不能從母命。’”[32]吳的一句話說得羅爾綱“慚愧無地”，當場打了退堂鼓。至此，吳晗母親與家人心中縱有一百個不樂意與想不開也無力回天了。
盡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卻如《沙家浜》中的刁德一評價阿慶嫂的那句台詞“這個女人不尋常”。袁震與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學生，兩姐妹天生好“鬥”，也具有“鬥”的天賦和膽魄，袁震在武昌女子師範專科學校讀書時就參加學生運動，走上了“鬥”的道路。自此一“鬥”不可收拾，且越“鬥”越勇，越“鬥”越彪悍，於大革命時期袁震與她的阿姐雙雙加入中共地下黨，並於戰前一起潛往北平秘密從事地下活動。袁震與吳晗相戀後，一來二往，袁家姐妹的“鬥”誌與政治態度，對一介書生的吳晗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吳在《自傳》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地使我受了一些黨的教育。”這裏所謂黨的教育自是指共產黨而非國民黨。吳在求學時代作為胡適的愛徒已廣為人知，胡在許多方麵獎掖提攜過吳，可以說沒有胡適就沒有吳晗學術上的成就，因而吳在人前人後皆表現出對胡無比的崇敬之情。當時號稱已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分析研究曆史的袁震，對胡適的那一套政治主張頗不以為然，言談中不時流露出對胡氏的輕蔑意味。每當吳晗談到他所仰慕的適之先生如何如何時，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則以嘲諷的口氣謂吳“在胡適麵前要矮三尺”。而吳的回答卻是：“我在你麵前要矮一丈。”[33]按吳晗研究專家蘇雙碧的說法，吳氏自稱在老婆麵前矮一丈，“這說明吳晗的思想認識有了進步。後來，袁震追隨吳晗來到昆明，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對大後方物價的飛漲，都非常不滿。她經常罵國民黨反動派，為國家的前途擔憂。這些對吳晗的影響教育都很大。盡管這時的吳晗，還談不上能自覺地抗日反蔣，但他已無法安下心來閉門做學問了”。[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