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從學者到“鬥士”(5)(1 / 2)

吳何二人到底誰說的更符合曆史真實,或者二人說的不是一時一地,關公大戰了秦瓊?這個懸案隻有期待未來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無論如何,吳晗在西南聯大時代給何兆武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談到昆明遭日機轟炸的情形時,何兆武有自己獨特的觀察並對吳晗有所評價。每當警報來臨,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來歲的青年學生十分鍾就能翻過兩個山頭,但老師們因年紀較大,又在書齋裏靜坐慣了,翻山越嶺就費勁多了,而正是這樣的反差,給事件的親身經曆者提供了觀察各色人物的機會。何氏說:“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比如梅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哄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麵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44]

與昆明各校師生、社會民眾甚至於梅貽琦、吳晗等人跑警報的際遇相同的是,此時在湖北黃梅縣的一個山溝裏,有一位叫廢名(馮文炳)的學者也在跑警報,隻是此處不叫跑警報而叫“跑反”。廢名是北京大學中文係講師,抗戰爆發後回到老家湖北黃梅,[45]經曆了多次挈婦將雛棄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憑借從親屬那裏借到的三元錢旅資,廢名輾轉到了一個叫金家寨的鄉村小學教國語,半年後又赴臨時設在五祖寺的黃梅縣中學教英語,抗戰勝利後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應《文學雜誌》編輯朱光潛之邀,創作了以自己在故鄉避難生活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從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學雜誌》連載,轟動一時。小說借廢名的影子——莫須有先生對戰爭生活的觀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國的民眾,簡直有點痛恨中國民眾沒出息。”但經曆了抗戰,莫須有先生始感到沒出息的不是中國民眾,而是“中國的讀書人”。作者高度讚賞了鄉間民眾在戰火紛飛中鎮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彈殼、帶著牛羊豬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認為這一切隱含著平民百姓堅韌的求生意誌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眾的生活與經受的苦難,要遠比知識分子悲慘得多。在廢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個在民間有長久積澱的語彙,天下亂了謂之“反”了,而且這個亂一定是天下大亂,並不是局部的亂,局部的亂謂之“鬧事”。“鬧事”二字是一個價值判斷,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鬧事了。若“跑反”則等於暴風雨來了,人力是無可奈何的,無論是內亂是外患,一樣說“反了,要跑反了”,僅莫須有先生聽到的就有“跑滿清的反”“跑長毛的反”等。“跑反”已經成為民間的持久記憶以及戰亂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這種方式蘊含著對命運的無奈與鄉民的生存哲學和智慧。

莫須有先生說,抗戰時期“跑鬼子的反”,不僅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頭牛,其次是一頭豬,老頭兒則留在家裏看守房子,要殺死便殺死”,有一種豁出去了的鎮定。跑的次數多了,農人們在間歇的空隙依舊聚眾打牌,或者在竹林間談笑自若地納涼。對此,作者廢名站在底層的鄉土上,以農民的視角對知識分子進行拷問:“同莫須有先生一樣在大都市大學校裏頭當教員的人,可以說是沒有做過‘國民’。做國民的痛苦,做國民的責任,做國民的義務,他們一概沒有經驗。這次抗戰他們算是逃了難,算是與一般國民有共同的命運,算是做了國民了。”但是這些大學裏的教授並沒有做多久“國民”,經曆了最初的顛沛流離之後,與中國底層的老百姓相比,他們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難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後,他們又同從前在大都市裏一樣,仍是特殊階級,非國民階級”,且對這種特別身份和特殊階級的自我認同與標榜,比其他時候更為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