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何二人到底誰說的更符合曆史真實，或者二人說的不是一時一地，關公大戰了秦瓊？這個懸案隻有期待未來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無論如何，吳晗在西南聯大時代給何兆武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談到昆明遭日機轟炸的情形時，何兆武有自己獨特的觀察並對吳晗有所評價。每當警報來臨，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來歲的青年學生十分鍾就能翻過兩個山頭，但老師們因年紀較大，又在書齋裏靜坐慣了，翻山越嶺就費勁多了，而正是這樣的反差，給事件的親身經曆者提供了觀察各色人物的機會。何氏說：“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比如梅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哄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麵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44]
與昆明各校師生、社會民眾甚至於梅貽琦、吳晗等人跑警報的際遇相同的是，此時在湖北黃梅縣的一個山溝裏，有一位叫廢名（馮文炳）的學者也在跑警報，隻是此處不叫跑警報而叫“跑反”。廢名是北京大學中文係講師，抗戰爆發後回到老家湖北黃梅，[45]經曆了多次挈婦將雛棄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憑借從親屬那裏借到的三元錢旅資，廢名輾轉到了一個叫金家寨的鄉村小學教國語，半年後又赴臨時設在五祖寺的黃梅縣中學教英語，抗戰勝利後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應《文學雜誌》編輯朱光潛之邀，創作了以自己在故鄉避難生活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從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學雜誌》連載，轟動一時。小說借廢名的影子——莫須有先生對戰爭生活的觀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國的民眾，簡直有點痛恨中國民眾沒出息。”但經曆了抗戰，莫須有先生始感到沒出息的不是中國民眾，而是“中國的讀書人”。作者高度讚賞了鄉間民眾在戰火紛飛中鎮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彈殼、帶著牛羊豬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認為這一切隱含著平民百姓堅韌的求生意誌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眾的生活與經受的苦難，要遠比知識分子悲慘得多。在廢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個在民間有長久積澱的語彙，天下亂了謂之“反”了，而且這個亂一定是天下大亂，並不是局部的亂，局部的亂謂之“鬧事”。“鬧事”二字是一個價值判斷，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鬧事了。若“跑反”則等於暴風雨來了，人力是無可奈何的，無論是內亂是外患，一樣說“反了，要跑反了”，僅莫須有先生聽到的就有“跑滿清的反”“跑長毛的反”等。“跑反”已經成為民間的持久記憶以及戰亂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這種方式蘊含著對命運的無奈與鄉民的生存哲學和智慧。
莫須有先生說，抗戰時期“跑鬼子的反”，不僅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頭牛，其次是一頭豬，老頭兒則留在家裏看守房子，要殺死便殺死”，有一種豁出去了的鎮定。跑的次數多了，農人們在間歇的空隙依舊聚眾打牌，或者在竹林間談笑自若地納涼。對此，作者廢名站在底層的鄉土上，以農民的視角對知識分子進行拷問：“同莫須有先生一樣在大都市大學校裏頭當教員的人，可以說是沒有做過‘國民’。做國民的痛苦，做國民的責任，做國民的義務，他們一概沒有經驗。這次抗戰他們算是逃了難，算是與一般國民有共同的命運，算是做了國民了。”但是這些大學裏的教授並沒有做多久“國民”，經曆了最初的顛沛流離之後，與中國底層的老百姓相比，他們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難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後，他們又同從前在大都市裏一樣，仍是特殊階級，非國民階級”，且對這種特別身份和特殊階級的自我認同與標榜，比其他時候更為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