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關於新月社與新月派，世人有各種不同的評價和詮釋。一說新月社成立於1923年的北京，也就是在徐誌摩的住所鬆樹胡同7號，到1927年才移到上海。早期的新月社隻是一些誌趣相投的朋友們湊在一起聊聊天，演演戲，是一個類似票友會那樣的組織，沒有一點政治色彩。聞一多最初參加新月社的活動，還隻是出於他對戲劇的愛好和他對徐誌摩本人的好感，與政治沒有關係。其特點是以留學歐美，或者說以清華學生為主要班底。到了1927年5月，胡適來到上海，當時徐誌摩正在籌備新月書店，創辦《新月》雜誌。徐請胡適參加，並讓他做董事長。最初的11位董事為胡適、餘上沅、聞一多、梁實秋、徐誌摩、張嘉鑄、潘光旦、饒孟侃、丁西林、葉公超、劉英士，後來加入了羅隆基與邵洵美等人。當時書店是朋友們集股成立的，最早出版的一批書就是朋友們的譯著。後來逐漸演變成了一個帶有政治理想的文人團體，新月社成了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胡適和新月社同人以《新月》為陣地，開始對國民黨猛烈批評，促成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議政的一個高潮，但當時聞一多卻保持了沉默。事實上，《新月》雜誌自1928年3月10日首刊之後，編輯人員名義上為徐誌摩、饒孟侃、聞一多三人。當時饒任職上海市政府秘書，整天有忙不完的公務，很少顧及刊物事。聞一多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有點鞭長莫及，實際負責主編的隻是徐誌摩一人而已。在南京的聞一多除自己為《新月》寫稿外，還拉了一些年輕人的稿子入選《新月》，除陳夢家外，另有費鑒照、陳楚淮等幾個年輕人也頗受聞的青睞，並為之薦稿。1929年4月，聞一多自動解除編輯職務。
另一種說法似乎與此不同，如艾青在《中國新文學大係》第十四集《詩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的序言中說：“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鐫》出世。這是聞一多、徐誌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於賡虞等人主辦的；然而作為《新月》月刊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創辦。”新月派的主將聞一多，開始寫詩采用自由體，但“不久卻成了格律詩的狂熱的提倡者，藝術上的唯美主義者，寫了《也許》《死水》《靜夜》《一句話》《飛毛腿》等詩，正如他自嘲的，是‘帶著腳鐐跳舞’了……第二年，因與徐誌摩、梁實秋觀點不同，辭去編輯職務。”又說：“另一個主將徐誌摩，他具有紈絝公子的氣質。他從教會學校出來到外國學銀行學。寫了不少愛情詩……他喜歡在女人麵前獻殷勤。他的詩，常以圓熟的技巧表現空虛的內容，如他寫的《沙揚娜拉》……陳夢家也寫了一首《葬歌》，說希望到一個‘永久的國度’。他卻寫完了還活了二三十年。屬於新月派的詩人很多，活動的時間也最長，這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詩壇上出現的一股消極的潮流。”按艾青的詮釋，到了陳夢家的《雁子》，新月派已經奄奄一息了。1931年聞一多寫了一首《奇跡》之後，新月派已不可能出現什麼奇跡了。
與艾青觀點不同者如曹未風在《辜勒律己與聞一多》中說道：“聞氏後來回到清華任教時，他還是不懈地注意提拔新詩裏的後輩人才。曹葆華同孫毓棠都是他的經常的座上客。卞之琳、李廣田諸人也跟著他時常在一起。所以徐誌摩死後……《新月》《詩刊》所主張的那一種新詩運動，卻實在仍然由聞氏繼續下去。”（《聞一多年譜長編》）真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要說徐死後，聞把新詩運動繼續下去這種觀點，似乎明顯有硬傷。徐作為新月的詩魂，自1931年墜機遇難後，“新月”開始西沉。聞一多算是新月派最有影響的詩學理論家，但他在青島大學時就開始轉向了，不僅轉入學術研究，而且與新月派成員在思想、藝術旨趣、政治觀念等方麵，漸漸拉開了距離，終於走上了“鬥士”之路，直至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聞在青島大學的門生臧克家就曾說過：“他（聞）曾對我表示，對《新月》月刊是不滿意的，違反了當年創刊時候的初衷，顯然是對胡適有意見。另外徐誌摩墜機消息傳來，聞先生並沒寫文章悼念他，大家都知道他們二位關係是很好的。我問他，他回答說：‘誌摩一生糾纏在愛情的故事裏。’”（《悲憤滿懷苦吟詩》）便再也沒了下文。相對於徐誌摩遇難後胡適等人的忙亂與紀念，聞一多與新月派的分道揚鑣不言自明，因而睜著眼睛說聞在徐之後繼續這一派新詩運動，不是無知就是妄語了。
[13]《北大與清華：中國兩所著名高等學府的曆史與風格》，劉克選、方明東主編，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