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士”是如何煉成的
就在吳晗邁向“鬥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聯大做過一次學術講演，題目是《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衛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嚴父之後，又有嚴兄，自小便受了一個女兒式的教育，在這樣情形下所成長的兒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變態心理者多，或可有聰慧的頭腦，不容易有安定的神誌，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領，便是這種環境造成的一個原因。對此，傅斯年舉例說：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國防參議會，汪做主席，會中常看到汪不時發脾氣，卻不明其氣之對象。作為參議員列席會議的傅斯年認為，這是由於汪精衛“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es）在那裏時時發動”的緣故。同時，傅認為，汪之叛國與他的婆娘陳璧君亦有很大關係，因為陳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氣得了不得。“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時認為，陳璧君之剛戾凶妄，隻是助因，促使汪賊叛國者仍是汪自小在心靈中蘊蓄的妾婦怨妒心理，與發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這種“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極度扭曲的心理狀態，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變態，從而表現為他從事各種極端的政治上反複無常的投機和賭博。可謂：“在家家亂，在國國亂，《春秋》中所記弑父弑君有幾個不是受這個心理所支配？”[1]
這篇以心理學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講，給聯大學生時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60餘年還記憶猶新並專門著文做過介紹。在何氏看來，像汪賊這樣叛國投敵，組織偽政府，甘當兒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夠單純用被壓抑的原始本能來解釋的，而應該有其更深層次的政治的、社會經濟的和曆史文化的原因。但這個講演卻有另一方麵的意義，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個，至少是在中國史學家中第一個，認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所謂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會活動史，而人的活動歸根結底乃是通過心理層次的這一環節。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寫到反叛的案例時，往往會注意到這一點，並提到反叛者最後乃是由於“內不自安”而終於謀反。反叛者的野心與內心扭曲的性格交織，形成了最終叛逆的事實。[2]
何氏在《上學記》中論述吳晗的性格與生活情形時，顯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聯大的這次獨具一格的演講，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處，因而當他在近距離和遠距離打量吳晗的時候，就下意識地想到了弗氏所創造發明的一個情結（Complex），或一個“疙瘩”之觀點。當然，不能說凡是心理上有情結或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就是汪精衛與陳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陳二賊與愛國愛民的革命者吳晗相提並論。但是，一個人在成長與生活中，蟄伏於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結或者疙瘩，對思想觀念產生一定影響，當是合乎情理和科學論斷的。吳晗在西南聯大作為一個未放過洋的年輕學者所顯示的性格、生活作風與政治思想的起伏與嬗變，與他心理層麵中的“疙瘩”，連同具有強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壓力和影響是脫不了幹係的。有人說，如果沒有袁震革命欲望和思想的滋潤，絕不會產生“鬥士”的吳晗，是耶？非耶？尚有待來者更深入研究並做出科學的論斷。
據可考的文獻資料證實，吳晗成為“鬥士”並披掛上陣開始戰鬥的具體時間，當在1943年李文宜成為吳家座上客之後。吳晗研究者蘇雙碧、王宏誌撰寫的《吳晗小傳》中，有一個與羅爾綱記述基本相同的細節：“一次，李文宜去看吳晗，袁震說吳晗釣魚去了。待吳晗回來，李文宜責怪他釣魚耽誤時間，吳晗苦笑了一下，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說：‘袁震有病，需要加點營養，又買不起，隻好擠點時間釣點魚，來增加一點營養。’吳晗歎了一口氣，接著又說：‘國難臨頭，已逼到我們鼻子尖了。’”[3]
麵對這一情形，聰明過人的李文宜以靈敏的政治嗅覺，突然感到了什麼，她悄然退出吳家，直奔昆明城北門外，找到在那裏以開辦書店為掩護，實則搞地下活動，與中共過從甚密的民盟成員李公樸，請他把一位昆明名醫朋友介紹給吳晗為袁震治病，李領命而去。有一天，李文宜突然帶著在昆明地盤上聲名顯赫的一代名醫來到吳家，吳袁夫婦既驚訝又感動，而當李與那位名醫皆曰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乃民盟與一切進步組織所追求的理想與目標，且此次治病不要一分錢，完全屬於義務性與公益性活動時，吳氏夫婦更是感激涕零，不知說什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