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在清華任教的時候，好友梁實秋去探訪，恰逢羅隆基在座，言談中聞一多對這位老同學正顏厲色地說：“曆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此語令羅隆基大為尷尬。對此，梁實秋說，自己之所以提起這件事，是說明聞一多於抗戰前夕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與世無爭。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來到昆明之後，羅、聞還是陰差陽錯，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了一起。
在潛伏於昆明的中共強勢力量的四麵夾擊下，聞一多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丕變，燒火的各方見時機成熟，趁熱打鐵，於1944年由吳晗介紹聞一多加入了民盟。“從此，聞一多和吳晗成為並肩戰鬥的戰友了。”[13]——這便是聞一多由“站在革命對立麵”的學者，一躍成為“革命鬥士”的人生曆程。
既然成為“鬥士”，以後生活的主題就要突出一個“鬥”字。當時加入民盟的已有雲大的楚圖南、潘大逵，以及聯大的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吳晗，外加北門以開書店為掩護的小老板李公樸等知識分子。於是，一幹人馬扛著民盟的大旗在昆明這塊地盤上呼風喚雨地“鬥”將起來。聞一多以“九頭鳥”特有的性格後來居上，一出場就顯得勇猛異常，全身心地投入進來，達到了“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書的時間沒有，連看報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時候看”的境界。[14]因了這種表現，很快被晉升為民盟昆明支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成為負責人的聞一多“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這一切在民盟和西南聯大史冊上都留下了車載鬥量的資料，很難一一詳述。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一言以蔽之，所謂“鬥”，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發表演講、宣言、通電，出壁報，演話劇等，以此作為投槍、匕首外加手榴彈，和國民黨集團與國民政府鬥，直至鬥出了一個學潮洶洶，遊行隊伍接連不斷，反政府口號響徹雲天的局麵。
既然民盟諸將皆喊著口號公開“鬥”將起來，那麼被“鬥”的一方也不能閑著，開始進行反“鬥”。雙方皆立下宏願，決心“鬥”出一個名堂，若無名堂皆不罷休。對方先是在怒恨交加中謂聞一多、羅隆基為“聞一多夫”“羅隆斯基”，此後特別送給聞氏一個新的綽號“聞瘋子”，並表示要想盡一切辦法對以這個“瘋子”為首的“鬥士”們予以“膺懲”。此時，聞、吳等人已“鬥”出了經驗與膽識，並有了一套“自己的判斷是非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凡是共產黨做的一定是好事，國民黨幹的一定是壞事”。[15]
據聯大中文係教授王力回憶說：“某年，楊振聲從美國講學回國，西南聯大中文係師生開歡迎會，楊振聲吹噓美國是‘年青的國家’。聞先生當場反駁說：‘我認為美國不是年青的國家，蘇聯才是年青的國家。’”[16]於是二人當場爭吵起來，歡迎會變成了吵鬧會與叫罵會，聯歡變成了聯鬥。北大複員後的1952年院係調整時，楊氏被學校的一批新貴與中共上層貶於長春東北人民大學中文係任教，其中一個暗結就是與他的政治態度、思想觀念與新貴們發生衝突有關。當然，這是後話，而對於聞一多越來越露骨的政治態度，吳晗曾不無得意地舉例說：“就在研究生考試的前些日子，國民黨反動派陰謀搞了個大規模的反蘇運動，發表了宣言，西南聯合大學有一百多個人簽了名。有人也來找一多簽名，一多打聽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對麵的一位簽了名的教授，也是當時民主同盟的負責人，從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簽名的是幾個臭名昭著的國民黨員。一多就來和我商量，我們就認為這一定是壞事，不但不簽名，還想了個法子，通過當時被愚弄的簽了名的中間分子，發表公開聲明，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17]
誰締宣和海上盟
吳晗所說的這次簽名活動，是1946年2月間事，導火索是臭名昭著的《雅爾塔協定》。這是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在黑海北部的克裏木（舊譯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皇宮內，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等三國巨頭，背著主要當事者——中華民國政府，重新劃分戰後世界格局的一個秘密協議，全稱為《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這次會議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世界曆史的走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並決定了許多國家未來的命運與政治進程。會中美國總統羅斯福以及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沒有依照當時被占領國家的期望，要求戰後被蘇聯“解放”的國家交由聯合國代管。此外為爭取蘇聯對日宣戰，協定中部分內容明顯侵犯中國權益。因其他國家在很長時間內對其秘密協定並不知情，故又有“雅爾塔密約”之稱。此時，中國雖然號稱四強之一，卻完全被置之於外，蔣介石作為中國的國家元首、盟軍中國戰區司令，不僅事前被蒙在鼓裏，就是在協議簽訂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於條約的內容也毫不知情，直到4月29日，才從駐華大使赫爾利口中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