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各地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對蘇軍的惡行抓住不放，駐長春蘇軍隻得對外發表聲明，謂東北蘇軍在撤退中，撤盡時期不至遲於美軍。於是，圍繞蘇軍到底是正在撤退還是壓根未退，美國是否同時撤退，張莘夫事件凶手到底是誰，如何懲辦凶手等一係列敏感問題，在知識階層和學生中又產生了新的分歧和爭論。西南聯大教授簽名行動中，吳晗所說的幾個“臭名昭著的國民黨員”，自是指馮友蘭、查良釗、燕樹棠等人，而那個“被愚弄的簽了名的中間分子”則是曆史係教授向達。向達後來在報上發表聲明，指出“拿給他簽名的油印宣言與報紙上發表的宣言不同，並說自己簽名時曾附注也要請美國撤兵，馮文潛、湯用彤教授都同意這個意見”[30]雲雲。
因了這些事件，西南聯大師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類派等各個派別，漸漸分化融合成兩個涇渭分明、水火不容，見麵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結果對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係。在聞一多與吳晗等人看來，國民黨之所以支持這次遊行，除了促使蘇聯撤軍之外，還有反對和阻止中共軍隊接收東北的意圖，因而除了敦請曆史係向達發表聲明，以“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吳晗也跑到前台，親自赤膊上陣，發表戰鬥檄文，以罵街的方式與口氣，向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反蘇教授、學者討伐起來。吳晗說：“在禦造的‘全國性’的反蘇空氣中，平時，三緘其口，口口聲聲‘天皇聖明，民罪當誅’的若幹名曆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機會，也許，還不如說，好容易有這樣一個禦造的機會，來賣弄他們積陳幾十年，黴得發黑的曆史觀點吧！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養狗千日，用在一朝，大發其史學宏論，從曆史觀點證明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從中西文化之演變中，證明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並稱此次東北事件，即其帝國主義者之侵略野心表現雲雲。”[31]罵過之後，吳晗以戰鬥的激情嗬斥道：“名曆史教授們聽著！帝俄決不是蘇聯，也不可能等於蘇聯！帝俄的侵略賬不能算在蘇聯的賬上，猶之乎清朝和北洋軍閥的一些喪權辱國的濫賬不能算在國民政府賬上同理。”而“就中蘇關係說，過去帝俄是中國的敵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後的蘇聯，卻百分之百是中國的友人，鐵證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曲解蘇聯即帝俄，不但厚誣蘇聯，厚誣中國人民，也厚誣了曆史”[32]。
此時，作為“鬥士”的吳晗，已不是幾年前由雲大轉聯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為之“吹噓”的時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與人生追求使他與傅斯年越離越遠，直至公開對壘叫板，徹底決裂。因了這一事件和緣由，三年之後，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吳晗以中共新貴的身份接管北大、清華，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對於此次事件，當時任教於聯大外文係、無派無係的青年教師夏濟安用自己的特殊眼光和思維，對各派係的表現和當時的政治局勢做了一番“另類”評判。夏在1946年2月21日的日記中說：“除了想她之外，東北問題也很使我憂念，因此午覺不能入睡。連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關心國事，倒是出於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關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豈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嗎？東北問題，非美蘇打一打不能解決。我看得很清楚，可是還在替國家著急。蘇聯如此四處不斷擴張，戰機實已迫切。今秋平津開得成學否還成問題。蘇聯如果勝了，我算是白投了個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壞，假如我下半生還有點作為，大致美國是可以打勝的。”[33]
夏氏日記中所說的“想她”之“她”，是聯大外文係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處於對這位女生的迷戀與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濟安在憂國憂民的同時，想請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師錢學熙為自己做戀愛參謀，並有“今天他起來得較早，我先請他吃麵，談論陪都學生反蘇大遊行一事，我很興奮。昆明如有此種遊行，我準參加。而後，我又拉他去翠湖散步”，開始談“我在想女人”的事，並想請向達教授做媒人，向是湖南人，“較便說話”。2月25日，夏濟安又記道：“聯大一百十教授為東北問題發表宣言，未簽名者尚有多人，如卞即其一。他們因此事為國民黨所發起，不願同流合汙。故心裏或主張東北應歸中國，卻不願公開發一聲明，以示不受利用。嗚呼！國將不國，若輩自鳴清高，寧誤大局而不稍捐私見，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此處的“卞”，即聯大外文係副教授、詩人卞之琳。夏接著記敘說：“下午聯大草坪上有公開演講會（這次聞一多等不露臉，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釗、雷海宗、燕樹棠等出馬），會後遊行，遊行人數估計不到千人（我不會數，可是看來總比上次亦在本月，為校場口血案的那次大遊行少得多），我沒有去開會，可是遊行過靛花巷的時候，我站在門外看，卻沒有勇氣參加。我曾經說過要去參加，臨時卻又畏縮了。到底怕什麼呢？就是怕‘清議’。今天這次遊行雖不一定就是國民黨發動，受到國民黨的讚助，是不成問題的，既然有國民黨的份，加入進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愛惜羽毛的人，雖然很讚同這件事，可是沒有勇氣站出去。”[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