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烏龜殼的人
此時的李莊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剛遷來的時候相比，已是大不相同了。因陳寅恪已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其他幾員大將相繼離開，學術陣營日漸衰退。麵對此情，自1942年春天起，傅斯年與董作賓、李濟等元老商量，決定招收幾位年輕有為的學者進所工作，以充實力，不致讓一個功績赫赫、聲名在外的研究所於這個深山僻壤中悄然垮掉。當然，傅氏心中還有一個更長遠的目的，就是“培養學術研究的種子”，以為國家學術事業延續香火。恰在此時，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偕弟子屈萬裏來到李莊。
王氏以學識淵博名冠一時，當年在他的協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不僅在濟南郊外成功地發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還成立了山東古跡研究會，史語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該會委員。正是由於這一連串的關係，山東籍的傅斯年與王獻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爆發後，濟南淪陷，王獻唐得到某機構的資助，偕弟子屈萬裏來到李莊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繼續學術研究。王氏不遠千裏來到此地，除與史語所幾位主要人員有故交，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處有戰時後方最大的圖書館——幾十萬冊藏書可供參考。
與王獻唐一同前來的屈萬裏，1907年出生於山東魚台縣，啟蒙後由取得生員功名的父親屈鴻生親自授讀古文，打下了深厚的舊學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屈萬裏自鬱文學院輟學返鄉，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欒調甫推薦給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從圖書館館員一直做到編藏部主任。其間屈氏開始閱讀館藏文字學書籍，並隨王獻唐學習古文字，學業大進，後決心治甲骨學。抗戰爆發，在濟南淪陷的前夜，屈萬裏主持將館藏書籍先運往曲阜，再運至四川樂山秘藏，隨後遷往重慶。1940年任職中央圖書館，1942年辭職，隨王獻唐輾轉來到李莊板栗坳深山蟄居。由於屈氏此前已有較厚的甲骨學功底，傅斯年決定讓其補到史語所三組，跟隨董作賓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發掘之後，董作賓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發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與研究中。據統計，前9次發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經過墨拓、登記、編號，選出3942片，於1935年編輯完成《殷墟文字甲編》（以下簡稱《甲編》）圖版部分。按照計劃，與圖版相對應的還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編釋文》（以下簡稱《釋文》），即對圖版加以考證和解釋的文字說明。《釋文》由董作賓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負責撰寫，但胡氏在昆明龍頭村時期不辭而別，轉而跟隨顧頡剛、錢穆等在成都齊魯大學另起爐灶，搞甲骨文研究，並招兵買馬，開山紮寨，公然與史語所抗衡。此舉在給董作賓造成心靈創痛的同時，也給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動，胡福林在昆明負責的《釋文》工作隨之流產。
當史語所遷到李莊後，董作賓曾設想找一個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寫《釋文》。1941年10月16日，李濟赴重慶公幹，梁思永在致李濟的信中提到“彥堂兄請兄覓聘一頂替胡厚宣的人物，囑弟轉告”[1]即指此事。當時，學界中人特別是青年學子大多已無心搞學術研究，紛紛思走，想方設法到條件好的城市和利祿厚實的機關做事謀生，根本無法找到適當的人來這偏僻貧窮的李莊，研究在許多人看來百無一用的烏龜殼。無奈之下，董作賓隻好請李莊士紳張官周薦介，把正在李莊憲群中學（南按：由張官周母親王憲群以養老田的收入出資創建，故命名為憲群中學）讀書的本地青年學生劉淵臨找來培養實習，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項工作。屈萬裏的適時到來，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職位，與劉淵臨一道協助董作賓完成未竟之業。盡管如此，由於胡福林中途撂了挑子，屈萬裏接手後用了很大力氣才理出了頭緒。當1948年《甲編》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時，屈萬裏的《釋文》卻遲遲趕不出來，直到1961年6月才得以出版——這時的出版地點已不是大陸而是台灣了。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大陸學者所能夠看到的，就是一部由烏龜殼墨拓成形、未經考釋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編》——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國甲骨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事業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