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濟和董作賓聯名的叮囑於不顧，立即將“新獲卜辭”和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於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可能郭氏覺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風，心生一計，在書的序文中以彌補的意味極盡討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出殷墟發掘之新紀元。”遂複在“後記”中繼續鼓吹道：“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複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複驚佩其卓識。如是有係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如此快事，幾令人直欲拍案叫絕。”在一陣狂風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後，郭沫若似預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會得罪對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後一句急轉直下，頗有些悲壯與滿不在乎地寫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22]意思是，反正我的書已寫就出版了，你們這些傻裏傻氣一根筋的書呆子，愛咋辦咋辦吧，我是頗不在乎的。
果然，此書由日本傳往中國再傳到史語所，傅斯年一看，僅史語所考古組發掘的“新獲卜辭”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罵不止，直呼“×××，他憑什麼”，並要訴諸法律雲雲。被徐誌摩稱為“剛直木訥”的李濟麵對此情，尷尬萬分，不知如何是好，盡管最後沒有同意傅斯年訴諸法律的要求，但默認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泄”的鐵律。這一“鐵律”頗有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意味，後來遭到了許多圈外學者的詬病和攻擊，但就傅斯年與史語所而言，也著實有情可原。試想倘不如此，若再出個像郭沫若這樣將發掘單位未正式發表的資料公布於世的情況，這個世界不知要亂成什麼樣子。台灣人李敖所說的胡福林，在史語所自昆明龍頭村即將遷往李莊的前夜，私自出走齊魯大學，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後，向齊大領導者所發出“今後若在貴校任何刊物內，載有本所未經發表之任何材料，自應由貴校負責，本所當采取適當辦法辦理”的討伐檄文，一並發函對胡福林給予敲山震虎的教訓，的確是與郭沫若這件事有直接的關聯。
對於這次“沒齒難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於懷，李濟後來在重慶見到郭沫若時，也在非正式場合告訴對方“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要拿別人當傻子”雲雲，但沒有做進一步的討伐。
盡管如此，傅斯年對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給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事前傅斯年和胡適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都有郭沫若的大名。當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開評議會會議，討論院士候選人名單，時傅斯年赴美就醫，史語所由代理所長夏鼐出席，夏據理力爭，最後以多數票通過郭沫若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當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選出第一屆院士和9月舉行院士大會時，郭沫若已由國統區轉移到香港，即將於中共陣營中發跡，自是不把這個院士稱號放在眼裏了，此為後話。
與李濟大不相同的是，董作賓由於深受郭沫若“鑿破鴻蒙”“拍案叫絕”“高誼”與“卓識”等吹捧的刺激，雖默認傅斯年“嚴禁資料外泄”的“家法”與“鐵律”，但對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難以忘懷。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的關係趨於緩和，郭沫若結束了流亡生活，拋別了日本老婆和孩子，隻身一人自日本返國參加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出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此時，已隨史語所遷往南溪李莊的董作賓得知郭沫若在重慶任職的消息，主動去信與之聯係，等待親赴重慶拜訪的機會。在苦苦等了近兩年之後，機會終於來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賓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並一道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與合作社購物等事宜。適此機會，董作賓一到重慶，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開始了甲骨學“二堂”的曆史性會晤。
據董氏後來對李莊的同事說，二人見麵後，郭沫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暢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不亦樂乎。郭沫若除設宴款待外，還借著酒興當場潑墨揮毫，賦詩相贈：
卜辭屢載征屍方，帝乙帝辛費考量。
萬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
詩中的屍方是殷墟卜辭中記載的一個方國的名字，帝乙、帝辛則是晚商王朝的兩位國王。此處郭沫若意在表達董作賓在甲骨文的考釋和研究上，已遠遠超過了聲名顯赫的一代宗師王國維。如此一番吹捧，卻令把酒臨風、已有些醉意的董作賓覺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頭腦又眩暈恍惚起來，把郭沫若當作一世英豪與鐵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榻的旅館，董作賓借著酒勁，很快作成《跋鼎堂贈絕句》一首，對郭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表示了自己將繼續為甲骨學事業奮鬥不息的決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創為甲骨四堂之說，[23]立廠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並存於人世，以掙紮度此偉大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