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史語所後起之秀夏鼐的說法，在“甲骨四堂”中，羅、王、郭“三堂”皆沒有田野考古發掘的經驗，無法利用地層學知識斷代，隻能算“室內考古學家”，所取成績也就相對有了無法彌補的缺憾。而董作賓是親自參加過8次安陽殷墟係統發掘的甲骨學者，是名副其實的響當當的田野考古學家，對於甲骨文字的斷代和研究自然就較其他“三堂”更有科學根據，看問題的眼光也更勝一籌，所取得的成就在前三位之上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1945年4月，董作賓在李莊板栗坳牌坊頭簡陋的鬥室裏，完成了在甲骨學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鴻篇巨製《殷曆譜》，並在傅斯年熱切關照下於同年在李莊鎮石印出版。由於受當時條件的限製，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隻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編號，成為特殊時代的一種珍貴見證。
《殷曆譜》在李莊成稿後，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賓專門複印一份寄往時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史學大師陳寅恪求教。陳氏在回複中對董氏的創見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讀一過，不朽之盛業，惟有合掌讚歎而已。改正朔一端，為前在昆明承教時所未及，尤覺精確新穎。冬至為太陽至南回歸線之點，故後一月，即建醜月為歲首，最與自然界相符合。其次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繼殷而以子月代醜月為正月，亦與事理適合。”接下來，陳寅恪以廣博的學識，針對著作中一些具體問題和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處談了自己的看法：“若如傳統之說，夏在商前何以轉取寅月為正月似難解釋。故周代文獻中，雖有以寅月為正之實證，但是否果為夏代所遺，猶有問題也。豳風七月詩中曆法不一致，極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舊稱否？又與左傳孔子‘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參校，則疑以寅月為正，乃民間曆久而誤失閏之通行曆法。遂‘托古’而屬之夏歟？”[29]
董作賓接信後，對陳氏提出的疑問進行了縝密考證和修訂，使之更加完善。當《殷曆譜》在李莊石印出版後，陳寅恪閱畢，以驚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賓，盛讚說：“抗戰八年，學術界著作當以尊著為第一部書，決無疑義也。”[30]一生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為人處世從沒有郭沫若般油滑與阿諛曲從、見風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導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乃得以發揚”這一標準入世為學。此次對董著的評價，當是發自內心的一片摯誠。或許，正是得益於像陳寅恪這樣有風骨與識見的學術大師的追捧喝彩，才令學術界上層和最高當局決定予以公開表彰，以彰顯抗戰以來中國學者堅強不屈的意誌和在學術文化上的偉大貢獻。這部大著上報後，在重慶的蔣介石親自簽發了嘉獎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長勳鑒：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賓君所著《殷曆譜》一書，發凡起例，考證精實，使代遠年湮之古史之年曆，爬疏有緒，脈絡貫通，有俾學術文化，誠非淺顯，良深嘉勉，希由院轉致嘉勉為盼。
[31]後來的曆史不斷檢驗證明，無論是傅斯年、陳寅恪，還是朱家驊、蔣介石，對董作賓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對這部著作的讚譽、嘉勉，當是公道和公允的。半個世紀之後的1995年，即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之際，張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論文《抗戰與學術研究——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實上，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產生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重要著作的時代。例如，我的老師董作賓先生在這段期間完成的重要著作《殷曆譜》，對於中國的考古學界而言，是一本開天辟地、創造出一個新局麵的著作。”[32]張氏的這一評價，台灣學者吳興文認為“這雖然不完全是蓋棺論定的全盤總結，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張光直‘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學子本色以及實事求是的為學精神，足為後人留下典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