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裏躁動的靈魂
苦難的日子終於過去了，抗戰勝利的喜訊使蟄伏在李莊的科研人員及同濟大學師生在激動興奮之後又開始蠢蠢欲動，熱切盼望盡快走出這個偏僻的小鎮和憋悶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的連綿山坳，回到魂牽夢繞的都市，於燦爛的陽光與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下，重溫那失散得太久的陳年大夢。在這個大夢中，年輕的學者紀律渙散，無心研習且心猿意馬。有幾人幹脆借此機會向代理所長董作賓請假，返回家鄉省親，卻又音信頓失，遲遲不歸，後來才知是在家鄉談戀愛找媳婦，做起了娶妻生子的準備。董作賓眼看無力統率眾位弟兄，在同人催促與家屬們的嚷嚷聲中，連連給傅斯年拍發電報和書寫信函，請求對方速返李莊，以維持即將潰散的局麵，共商複員返京大計。
1945年9月18日，董作賓再次致信傅斯年，謂：“陶器及不用之書已著手裝箱，將來遷移須全部停止工作，搬家時，盼兄能回李一行。”[1]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正在重慶、昆明、南京與北平之間來回穿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北大複員和處理西南聯大學潮的事情中，對於李莊諸事心有餘而力不足，隻有靠董作賓一人設法處理。而窩在山坳裏的董作賓對外部消息知之甚少，關於搬遷的具體事宜又無法做主，隻能不間斷地以電報與信函向傅斯年請示問計。
傅斯年對史語所何時能得以搬遷，同樣舉棋不定。他於1946年4月7日給董作賓的信中說：“複員問題，京滬物價高，留下亦無好法子，真進退維穀也。東西是搬不完的，所以在山下租張家祠，繼續一年，公私比例分攤或為不可免之事也。在京、渝、李（三地）必須皆有主持之人。”[2]
董作賓對此回複道：“三所公物是否可於五月底以前即開始向李莊鎮內（張家祠）搬？或俟有定期再搬動？請指示。”[3]傅斯年得電仍猶豫不決，未置可否。
1946年5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還都令”，宣布於5月5日“凱旋南京”。
傅斯年得此消息，不再猶豫，立即指示董作賓組織人員盡速裝箱搬運，同時派員到重慶與民生公司商談，請對方派專輪運送史語所人員物資。董接到指令後，立即行動，除委派本所助理員李孝定等人火速赴重慶商談租船之事，又從李莊鎮找來大批強壯青年，由板栗坳駐地向李莊鎮張家祠運送甲骨、書籍、青銅器等珍貴物品。史語所物品繁多、貴重，經過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才把大部分藏品運往靠近長江碼頭的張家祠。一箱箱貨物堆積在一起，如同小山一樣龐大壯觀。
李莊盡管偏僻閉塞，但就交通條件而言，與昆明相比，更適宜於外鄉人回歸疏散。如西南聯大等在昆明的師生，要翻越許多座崇山峻嶺方能回歸到平坦的長江以北地區。而身處李莊的“下江人”可直接從家門口碼頭乘船，沿長江這條天賜的通衢大道，順流而下，一路暢通無阻，直達重慶、武漢、南京、上海。當然，這種便捷隻限於平常歲月，在抗戰勝利全國各界爭相複員回歸的節骨眼上，情形就大不相同。正如當時在重慶工作的費慰梅所言：“政府把所有的船隻和飛機全部管製，為了避免混亂，每個部門和機構的搬遷依次序排了號碼。當然，陪都的高級官員和戰時暴發戶利用來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達東岸，而窮得要命的李莊戰時難民，則沒有這種機會。他們隻有依靠政府送他們回去，而且隻能在驚人的通貨膨脹中慢慢等待。”[4]梁思成在致費慰梅的信中則說：中國營造學社和中央博物院一起走，但這兩個機構一起排在第47號，而據說：“排在第一號的是中央大學，還不知幾時動身。在戰爭結束之前，我們以為很快可以把所有的破爛扔掉，坐飛機走，但一切我們知道還得用上好一段時間。”[5]此前的流亡之路布滿了艱辛與痛苦，想不到回歸的路同樣充滿了焦慮與不安，此等情形，隻能讓這些以研究為業、無權無勢的“下江人”仰天長歎了。
卻說傅斯年於匆促間離開北京大學，登上飛機先至南京再轉重慶，在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稍做停留，盡了一份“太上總幹事”的責任之後即赴李莊。此時正是汛期，江水暴漲，波急浪湧，放眼望去，整個長江具有一種浩浩蕩蕩、氣貫長虹的威勢。傅斯年坐在一艘擁擠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的輪船上，與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混雜一處，痛苦難耐又無可奈何地向前行進。
經過三天三夜劇烈顛簸搖晃，傅斯年乘坐的輪船總算熬到了李莊。客輪尚未靠岸，就遠遠望見一群男女混雜的青壯人員雲集碼頭，正在向幾艘輪船上搬運物品。憑直覺，傅斯年知道這昭示著捷足先登的同濟大學即將起程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