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段浪漫生活，當初由南開大學進入史語所跟隨傅斯年讀書，抗戰勝利後又返回南開大學任教的楊誌玖曾有過一段回憶：“1946年6月，我經所內同鄉（汪和宗先生）介紹，要和房東（史語所的房東）小姐結婚。我寫信告訴傅先生。他來信不讚成這樁婚事。他說，你和某同事不同，不應忙著結婚，而且‘今後天下將大亂，日子更難過也’。他勸我退婚或訂婚而暫不結婚。我已答應同人家結婚，如反悔，道義上過不去，未聽從先生的規勸。我結婚後，先生來信祝賀說，南宋時北方將士與江南婦女結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諷喻之意。在我結婚之前，已有兩位山東同事與當地人結婚。先生對此不以為然地說：‘你們山東人就愛幹這種事！’”[25]
對於傅斯年的弦外之音，書呆子氣十足的楊誌玖直到晚年還一直認為傅“有山東人倔強、豪爽的性格，但他不以山東人自居”[26]。此言真可謂大謬矣。明眼人一看傅氏所說的“你們山東人”如何如何，當是自嘲與戲謔之語。縱觀傅斯年一生，他從來沒有擺脫山東乃至北方這一地域觀念為人處世，當然他隻是站在這個精神地域之上放眼中國乃至世界，並不是用狹隘的地域觀來思考和應付人事，此點從他後來主張遷都北平與在全國幾個重點地區辦校的文章與書信中即可見出。與楊誌玖的理解恰恰相反的是，傅斯年作為一個山東人，眼睜睜地看著李莊共有五位姑娘嫁給史語所人員，而山東人已超越了半壁江山獨占其三，如此“功績”，讓他這位當所長的山東老鄉情何以堪？如果山東人在中央研究院學術論文評獎中，獲獎作品獨占史語所五分之三，倒是傅斯年的一種榮耀和自豪。若說在當地搜羅良家百姓的花姑娘，而被山東響馬與梁山好漢們一舉奪了頭籌，實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史語所畢竟是以研究曆史和語言這一學術為己任，並不是婚姻愛情介紹所。由此，向以山東人或水泊梁山好漢自居的傅斯年，用自嘲和戲謔性的語調，向跟隨他的列位兄弟們說出：“你們山東人就愛幹這種事！”恰恰表明傅對這樣的事情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並且在關鍵時刻還須像梁山頭領宋江一樣親自出馬，向強悍風流的扈三娘主動示好，以為“矮腳虎”王英之輩成其好事的複雜矛盾心境。
戲謔過罷，傅斯年對楊誌玖在婚姻問題上的建議，還出於其他方麵更深層次的考慮，可惜此意在若幹年後才被對方頓悟。楊誌玖後來曾心懷遺憾地說：“這年的下半年，南開大學要在天津上課，文學院院長馮文潛先生寫信要我回校任課。我以本係借調，理應回去，寫信告傅先生說明。哪想到這一下使他很惱火，他沒給我回信，卻令史語所停止給我補助。我因為不願違背當日諾言，不願讓馮先生失望（馮對我也很好），也就顧不得傅先生的警告了。事後我才明白，傅先生把我借調到他那裏去，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語所不回南開，借調本是個名義，好比劉備借荊州，一借不還。還聽鄭天挺先生說，傅先生本想送我到美國去，因我結婚而罷。怪不得傅先生給我信，勸我退婚或推遲婚期，可能與此有關。我從此再也沒見到傅先生了。”[27]——正是這一決定人生命運的“輕率”抉擇，令後半生趴在南開大學曆史係並不得意的楊誌玖思之悵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幾艘“長遠”號貨輪停靠在李莊碼頭，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開始搬運貨物，日夜兼程，緊張而忙碌地裝船。
此時，整個李莊鎮長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莊鄉民幾乎傾巢出動，為相處了六年的學者與家屬們送行。招呼聲、問候聲、互道珍重聲伴隨著嚶嚶哭泣聲、低沉的嗚咽聲，此起彼伏。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在波滾浪湧、人聲鼎沸中，隨著一根又一根粗壯的纜繩緩緩解開，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滾過一陣劇痛。悠長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緩緩響起，“長遠”輪回身轉首，劈波斬浪向江心駛去。碼頭上，萬千隻揮動的手臂漸漸變得模糊，聳立在岸邊的魁星閣翹起的高高的飛簷尖角，漸漸被掩沒在青山翠竹的綠色裏。漸行漸遠的“長遠”輪拉響了最後一聲告別汽笛，突然加大馬力，抖動著龐大的軀體順滾滾江水急速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