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的鬥膽進言得到了李濟等部分與會者的支持,李濟進而言道:“郭是一個多學科有才華的學者,在考古學與古文字學領域造詣很高,雖其人沒有直接參加田野考古發掘,也不屬於中央研究院各所,但作為體製外的人士,我們應該給他保留一個位子。”[50]經此一說,中間派的態度有所改變,最後投票表決,郭沫若以14票對7票的差額,被議定保留在候選人名單之內。當這個結果拍板定案後,胡適、李濟、夏鼐等人都長籲了一口氣。
關於此次選舉詳情,夏鼐於10月20日向遠在美國的傅斯年做了詳細彙報,除了郭沫若是留還是砍的問題,評議會在討論各方推薦名單誰有資格列名為院士候選人的過程中,更是意見紛紛,各有所見。如胡適在評選中於哲學領域又比提交的名單多推薦了一位陳康,理由是“陳氏希臘哲學造詣頗深”;周鯁生則認為李劍農“對於中國經濟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績”,故予以推薦;另“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鳳、向達三先生。經胡適之先生解釋後,亦無異議”。至於不是評議員的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王叔岷聞聽劉文典也被推薦後,在評議會外揚言,謂“劉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莊子》,校勘考據皆甚糟糕,並雲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薦為候選人”等。[51]經過兩天激烈討論,院士候選人由最初列入的402人減至150人,分別是:數理組49人;生物組46人;人文組55人。具體名單在17日晚7時公布,初選會議就此結束。
按原定計劃,最後一次院士選舉定於1948年春天舉行,至時必須再砍掉50人,隻有100人當選。有了這個既定數字,最後的角逐就顯得更趨激烈與異乎尋常起來。各不同派別自是要為本係統以及與自己關係密切者力爭。掌握生殺大權的評議員們在場上的唇槍舌劍不可避免,而各色人等在台下的小動作也連綿不斷,如北大中文係教授唐蘭就暗中請胡適為自己幫忙助力,結果是不了了之,後胡唐二人反目成仇,胡把此事揭出並對唐氏加以嘲弄和諷刺。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董作賓聞知音訊,於1948年2月2日由芝加哥致信胡適,特意談到了他對此次選舉的關注與態度,信中說:“春間中央研究院選院士,您必出席,關於考古學方麵,希望您選(梁)思永或(郭)沫若,我願放棄。因為思永在病中,應給他一點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這是早想托您的。”[52]此時的董作賓對郭沫若仍一往情深,為了郭的緣故,自己可舍身相讓,甘落下風。不知同樣的信是否還寄給傅斯年,但從胡與傅推薦的名單看,郭氏始終在二人的推薦名單中一路過關斬將殺入150強,而梁思永由於夏鼐主持的史語所所務會議的推薦,也一直在入選名單內並有最後取勝的可能。
時仍在美國養病的傅斯年也密切關注著即將到來的最後一次角逐,當他得知將在本年3月中旬開會一決雌雄時,於3月9日致快信於朱家驊、翁文灝、胡適、薩本棟、李濟並轉各評議員,對候選人名單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信中說道:“自斯年出國就醫以後,曾接到幾次關於院士選舉之文件,其候選人名單,雖斯年仍不無意見,然大體上細心公正,至佩諸先生之勞苦,至此地步,大是不易。斯年因病在國外就醫,雖在委員會內,未能盡力,既慚且感,深喜諸事賴諸先生之勞苦,得以順利進行。”
待這番客套話說過之後,傅開始對“候選人名單之意見”直抒心胸,所談到的第一個人物就是號稱“國寶”的劉文典。傅說:“候選人中確有應刪除者,如劉文典君,劉君以前之《三餘劄記》差是佳作,然其貢獻絕不能與餘、胡、唐、張、楊並舉(南按:所列五人當是餘嘉錫、胡適、唐蘭、張元濟、楊樹達)。凡一學人,論其貢獻,其最後著作最為重要。劉君校《莊子》,甚自負,不意曆史語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員王叔岷君曾加檢視(王君亦治此學)發現其無窮錯誤,校勘之學如此,實不可為訓,劉君列入,青年學子,當以為異。更有甚者,劉君在昆明自稱‘二雲居士’,謂是雲腿與雲土。彼曾為土司之賓,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於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寫於此信上,當然對此說負法律責任,今列入候選人名單,如經選出,豈非笑話?學問如彼,行為如此,故斯年敢提議將其自名單除去。”[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