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的鬥膽進言得到了李濟等部分與會者的支持，李濟進而言道：“郭是一個多學科有才華的學者，在考古學與古文字學領域造詣很高，雖其人沒有直接參加田野考古發掘，也不屬於中央研究院各所，但作為體製外的人士，我們應該給他保留一個位子。”[50]經此一說，中間派的態度有所改變，最後投票表決，郭沫若以14票對7票的差額，被議定保留在候選人名單之內。當這個結果拍板定案後，胡適、李濟、夏鼐等人都長籲了一口氣。
關於此次選舉詳情，夏鼐於10月20日向遠在美國的傅斯年做了詳細彙報，除了郭沫若是留還是砍的問題，評議會在討論各方推薦名單誰有資格列名為院士候選人的過程中，更是意見紛紛，各有所見。如胡適在評選中於哲學領域又比提交的名單多推薦了一位陳康，理由是“陳氏希臘哲學造詣頗深”；周鯁生則認為李劍農“對於中國經濟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績”，故予以推薦；另“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鳳、向達三先生。經胡適之先生解釋後，亦無異議”。至於不是評議員的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王叔岷聞聽劉文典也被推薦後，在評議會外揚言，謂“劉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莊子》，校勘考據皆甚糟糕，並雲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薦為候選人”等。[51]經過兩天激烈討論，院士候選人由最初列入的402人減至150人，分別是：數理組49人；生物組46人；人文組55人。具體名單在17日晚7時公布，初選會議就此結束。
按原定計劃，最後一次院士選舉定於1948年春天舉行，至時必須再砍掉50人，隻有100人當選。有了這個既定數字，最後的角逐就顯得更趨激烈與異乎尋常起來。各不同派別自是要為本係統以及與自己關係密切者力爭。掌握生殺大權的評議員們在場上的唇槍舌劍不可避免，而各色人等在台下的小動作也連綿不斷，如北大中文係教授唐蘭就暗中請胡適為自己幫忙助力，結果是不了了之，後胡唐二人反目成仇，胡把此事揭出並對唐氏加以嘲弄和諷刺。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董作賓聞知音訊，於1948年2月2日由芝加哥致信胡適，特意談到了他對此次選舉的關注與態度，信中說：“春間中央研究院選院士，您必出席，關於考古學方麵，希望您選（梁）思永或（郭）沫若，我願放棄。因為思永在病中，應給他一點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這是早想托您的。”[52]此時的董作賓對郭沫若仍一往情深，為了郭的緣故，自己可舍身相讓，甘落下風。不知同樣的信是否還寄給傅斯年，但從胡與傅推薦的名單看，郭氏始終在二人的推薦名單中一路過關斬將殺入150強，而梁思永由於夏鼐主持的史語所所務會議的推薦，也一直在入選名單內並有最後取勝的可能。
時仍在美國養病的傅斯年也密切關注著即將到來的最後一次角逐，當他得知將在本年3月中旬開會一決雌雄時，於3月9日致快信於朱家驊、翁文灝、胡適、薩本棟、李濟並轉各評議員，對候選人名單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信中說道：“自斯年出國就醫以後，曾接到幾次關於院士選舉之文件，其候選人名單，雖斯年仍不無意見，然大體上細心公正，至佩諸先生之勞苦，至此地步，大是不易。斯年因病在國外就醫，雖在委員會內，未能盡力，既慚且感，深喜諸事賴諸先生之勞苦，得以順利進行。”
待這番客套話說過之後，傅開始對“候選人名單之意見”直抒心胸，所談到的第一個人物就是號稱“國寶”的劉文典。傅說：“候選人中確有應刪除者，如劉文典君，劉君以前之《三餘劄記》差是佳作，然其貢獻絕不能與餘、胡、唐、張、楊並舉（南按：所列五人當是餘嘉錫、胡適、唐蘭、張元濟、楊樹達）。凡一學人，論其貢獻，其最後著作最為重要。劉君校《莊子》，甚自負，不意曆史語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員王叔岷君曾加檢視（王君亦治此學）發現其無窮錯誤，校勘之學如此，實不可為訓，劉君列入，青年學子，當以為異。更有甚者，劉君在昆明自稱‘二雲居士’，謂是雲腿與雲土。彼曾為土司之賓，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於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寫於此信上，當然對此說負法律責任，今列入候選人名單，如經選出，豈非笑話？學問如彼，行為如此，故斯年敢提議將其自名單除去。”[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