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爭奪戰
當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的群賢碩儒們,為連綿內戰造成的苦難憂心愁悴,彷徨山澤,嗟號昊旻而無一絲收效之際,炮彈轟鳴、人頭亂滾的戰場又傳出一個又一個國民黨軍戰敗覆亡的凶訊: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將領林彪指揮的東北野戰軍在遼寧省西部和沈陽、長春地區,對國民黨軍衛立煌部發起攻勢,史稱遼沈戰役。此役東北野戰軍以傷亡6.9萬人的代價,殲滅、俘獲國民黨軍兵力47萬餘人,繳獲了大批美製武器裝備。經此一役,國民黨軍元氣大傷,徹底踏上了衰亡敗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華東野戰軍以32萬兵力圍攻國民黨重點守備的戰略要地濟南城,曆時8天,城陷,國民黨軍10.4萬人被殲,最高指揮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華東、中原野戰軍與地方武裝共60餘萬人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臨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區域內,向集結在這一地區的70萬國民黨軍發起強大攻勢,是為淮海戰役(南按: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戰役)。解放軍攻勢淩厲,兵鋒所至,所向披靡,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號稱一代“文膽”的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首席秘書陳布雷,看到國民黨政權日暮途窮,滅亡在即,自己回天乏術,更無力挽狂瀾於既倒、解黨國之危,痛苦悲憤中服巴比妥安眠藥自殺,以古老的“屍諫”形式表達了對蔣介石的忠誠以及對國民黨政府前途的絕望。在置於寓所書桌的遺書中,陳布雷字字血、聲聲淚地宣泄出久積於內心的苦痛與徹底絕望之情,書曰: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係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麵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1]
此前,陳氏曾多次向蔣介石苦諫,謂“罷兵弭戰,同共產黨舉行談判,早日結束內戰,國民黨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蔣答之曰:“目前戰局確實不利,但不必悲觀;即使談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隻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2]
麵對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搖搖欲墮的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困獸猶鬥,在決心背水一戰的同時,沒有聽天由命,而是采納了曆史地理學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張其昀(曉峰)的縱橫捭闔之術,決定著手經營台灣,作為日後退身和反攻大陸的“轉丸”之地。
在國民黨軍隊大舉敗退台灣之前,根據蔣介石密令,由中央銀行為首,把儲備黃金、白銀等財寶全部秘密運往台灣。運送渠道有兩條主要路線,一是從上海的央行直接運至碼頭,以海關緝私艦悄悄運送到台灣島;另一種是其他地區銀行的金條、銀錠、銀圓等,以陸路方式分頭運送到廈門鼓浪嶼,再以軍艦從廈門運送至台灣。據國民黨當局後來披露,1948年之後從大陸運到台灣的黃金、銀錠、銀圓共有三批,其中黃金277.5萬餘兩,銀(錠)圓1500萬元,另有1530萬餘美元存進美國銀行的國民政府賬號。美國前駐法國及蘇聯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後來曾在《展望》雜誌發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灣的經濟與財政情況時指出:“台灣麵積僅約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維持60萬的武裝部隊呢?這完全靠蔣先生將大陸的黃金運台,才安定台灣官員的生活。沒有蔣先生由大陸運台價值10億美元的黃金,台灣的經濟將被通貨膨脹的洪流所淹沒。”[3]蒲立德所言大體不差,這批黃金對穩定台灣民心和國民黨軍心,以及後來的經濟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蔣經國亦曾對這批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有過如下披露:“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搬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又說:“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