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爭奪戰
當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的群賢碩儒們，為連綿內戰造成的苦難憂心愁悴，彷徨山澤，嗟號昊旻而無一絲收效之際，炮彈轟鳴、人頭亂滾的戰場又傳出一個又一個國民黨軍戰敗覆亡的凶訊：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將領林彪指揮的東北野戰軍在遼寧省西部和沈陽、長春地區，對國民黨軍衛立煌部發起攻勢，史稱遼沈戰役。此役東北野戰軍以傷亡6.9萬人的代價，殲滅、俘獲國民黨軍兵力47萬餘人，繳獲了大批美製武器裝備。經此一役，國民黨軍元氣大傷，徹底踏上了衰亡敗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華東野戰軍以32萬兵力圍攻國民黨重點守備的戰略要地濟南城，曆時8天，城陷，國民黨軍10.4萬人被殲，最高指揮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華東、中原野戰軍與地方武裝共60餘萬人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臨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區域內，向集結在這一地區的70萬國民黨軍發起強大攻勢，是為淮海戰役（南按：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戰役）。解放軍攻勢淩厲，兵鋒所至，所向披靡，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號稱一代“文膽”的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首席秘書陳布雷，看到國民黨政權日暮途窮，滅亡在即，自己回天乏術，更無力挽狂瀾於既倒、解黨國之危，痛苦悲憤中服巴比妥安眠藥自殺，以古老的“屍諫”形式表達了對蔣介石的忠誠以及對國民黨政府前途的絕望。在置於寓所書桌的遺書中，陳布雷字字血、聲聲淚地宣泄出久積於內心的苦痛與徹底絕望之情，書曰：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係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麵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1]
此前，陳氏曾多次向蔣介石苦諫，謂“罷兵弭戰，同共產黨舉行談判，早日結束內戰，國民黨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蔣答之曰：“目前戰局確實不利，但不必悲觀；即使談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隻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2]
麵對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搖搖欲墮的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困獸猶鬥，在決心背水一戰的同時，沒有聽天由命，而是采納了曆史地理學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張其昀（曉峰）的縱橫捭闔之術，決定著手經營台灣，作為日後退身和反攻大陸的“轉丸”之地。
在國民黨軍隊大舉敗退台灣之前，根據蔣介石密令，由中央銀行為首，把儲備黃金、白銀等財寶全部秘密運往台灣。運送渠道有兩條主要路線，一是從上海的央行直接運至碼頭，以海關緝私艦悄悄運送到台灣島；另一種是其他地區銀行的金條、銀錠、銀圓等，以陸路方式分頭運送到廈門鼓浪嶼，再以軍艦從廈門運送至台灣。據國民黨當局後來披露，1948年之後從大陸運到台灣的黃金、銀錠、銀圓共有三批，其中黃金277.5萬餘兩，銀（錠）圓1500萬元，另有1530萬餘美元存進美國銀行的國民政府賬號。美國前駐法國及蘇聯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後來曾在《展望》雜誌發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灣的經濟與財政情況時指出：“台灣麵積僅約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維持60萬的武裝部隊呢？這完全靠蔣先生將大陸的黃金運台，才安定台灣官員的生活。沒有蔣先生由大陸運台價值10億美元的黃金，台灣的經濟將被通貨膨脹的洪流所淹沒。”[3]蒲立德所言大體不差，這批黃金對穩定台灣民心和國民黨軍心，以及後來的經濟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蔣經國亦曾對這批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有過如下披露：“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搬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又說：“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