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學人,於新修成的東單機場乘機起飛抵達南京。當天晚上,前往采訪的《申報》記者發回了如下電訊:
政府派專機飛平救援各大學名教授之工作,因北平城內機場可資使用,已於廿一日開始,第一批教授及其眷屬等廿四人,廿一日下午五時分乘專機兩架先後飛抵京,其中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董守義、張頤、張起鈞、顧毓珍、趙梅伯、江文錦等。專機抵達時傅斯年、陳雪屏及蔣經國等均至機場歡迎。據梅貽琦氏語記者,北平一周前確甚緊張,現已較前穩定,清華大學一度停課,現已複課,學校對於應變亦已有準備。記者詢以如北方各校之校長及教授南來,是否仍如抗戰時期相同,設立聯合大學,梅氏稱現與抗戰時期不同,另設聯大或無可能。
同日,《申報》駐北平記者於下午7時10分發回電訊,稱:
平國私立院校教授撤退者,第一批廿一日,離平飛京,專機二架載去梅貽琦等廿四人,第二批將續於廿二日成行,教部已商得華北剿總同意,優先運教授撤離,專機係昨飛來,今晨試飛良好,但以市內新機場跑道鬆軟,隻能載重三千磅,下午一時起飛,不離平之教授,決於廿二日成立聯合會,並與當局取得聯絡。[49]
就在梅貽琦等抵達南京的第二天,朱家驊在陳立夫等對立麵的擠壓下被迫辭教育部長職,政府任命梅貽琦繼之。梅自稱未能將大部分北平教授接運出來,深感慚愧,表示不能從命,旋提出辭職。如此一來一往,在政學兩界產生震動的同時,也加劇了知識分子群體的恐慌。繼翁文灝之後新任行政院院長的孫科,見梅氏不肯與自己同船共擔艱危,隻好請他並不怎麼看得上的杭立武出麵暫時代理,梅氏由此成為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最短命的教育部長。
關於梅氏為何放著高官不做,在風浪狂急、命懸一線的危難之時,還要拒絕政府伸過來的一根粗型救命稻草?細究起來,原因極其複雜,除梅氏不想與孫科等一群不成器的鼠輩為伍,正如媒體所言,梅自感沒能把清華教授接運出來而“深感慚愧”。這一點並非虛妄,當時的清華大學中文係代主任浦江清在日記中有所披露:“南京派飛機接取若幹大學教授,搶救到南京,是開了一個名單的,大概各校都有。北大接到這名單(北大應該搶救的名單,是傅斯年等所擬),秘書長鄭天挺覺得不大好辦,決定公開,使要離平者登記。結果是名單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講師助教們本來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搶得此機會。飛機到了南京,若幹文化要人到場去接,以為有許多位名教授忠於黨國毅然飛回了,竟大失所望,下來了許多不相識不相幹的人。據說飛機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禮的老媽子也上了飛機。成為一大悲喜劇。”[50]
正是這類悲喜劇的出演,使梅貽琦認為自己扔下清華園師生,單獨跑出來封官晉爵是不道德的。且當時的梅貽琦誌不在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握清華基金的分量,而憑借這份厚重的基金,完全可另辟蹊徑,實現重建清華的夢想。因而,那頂淩空飛來、說不定哪一刻又飄忽而去的教育部長的紙糊帽子,在梅貽琦看來,不戴是明智的,而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
當然,梅貽琦對自己未盡職責並“深感慚愧”的心理,對南京國民政府而言可能相符,對清華園師生來說就不見得吻合。或者說,清華師生對他的這個“慚愧”就不見得領情了,甚至一部分還表示反感,認為是矯情與荒唐的表現。此點從浦江清的日記中可看出一個大概,浦氏說:“上午出門,看黑板報消息。梅先生已飛京,與胡適等在京成立平津各院校遷移委員會。名稱似如此,可笑可鄙。學校既不能遷,同人學生幾全體在此,隻有幾位校長先生及極少數教授得到便利飛出去,還籌備什麼南遷?是召集流亡教授,給予優待,我們留在這裏的,便視同匪類了!讀工字廳前教聯會報,對於南京成立平津院校南遷委員會,大致譏評,並對於留在校內的態度不明的動搖分子加以警惕。”[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