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這一與中國共產黨決絕的強硬態度,並不是一時興起的妄言,實與他一貫的政治主張相吻合,同時也是胡適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呼應。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應蔣介石之約共進午餐,席間蔣提出讓胡適組黨並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長,一並請傅幫助說服胡。傅斯年當場予以回絕,謂:“政府之外應有幫助政府之人,必要時說說話,如皆在政府,轉失效用;即如翁詠霓等,如不入黨,不在政府,豈不更好?”又說:“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辦,校長實不易找人,北大關係北方學界前途甚大。”如此談了許久,蔣一直未放鬆,傅隻好答應寫信通知胡,詳述其“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適說明原委,信中說:
適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個星期,發燒到39.8,而蛋腫得可怕,過舊曆年即呻吟最甚時也。老天開這個玩笑,真惡作劇。昨晚出醫院,傳染期已過(入院原為避染他人),血壓較平常為低(熱病後之現象),仍在頭暈。
病發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蔣先生約去吃飯(前約一次,因他約未去),座中無他人。他問我意見,我說了好些,大致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黨派來再“一新天下耳目”,許多事自己可做也。他問我何事,我說了幾件。(二)宋[子文]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實施憲政必須積極,此時盡可無多慮,雲雲。他似乎並不以為然。
接下來,傅斯年敘述了與蔣的談話內容,以及傅替胡適拒絕到政府做官的詳情。最後陳述道:
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不過,假如先生問我的意見,我可以說:
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他們得勢,中國必亡於蘇聯。
二、使中共不得勢,隻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
三、但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四、政府今日尚無真正開明、改變作風的象征,一切恐為美國壓力,裝飾一下子。政府之主體在行政院,其他院長是清中季以後的大學士,對宋尚無決心,其他實看不出光明來。
五、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又假如司法院長是章行嚴(杜月笙之秘書),定不糟極!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評政府的地位,最多隻是辦報,但辦報亦須三思,有實力而後可。今日鬥爭尖銳強烈化,如《獨立譯論》之free 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69]
胡適聽從了傅的勸告,沒有加入內閣成為純粹的國民黨官僚,但辦報的理想亦未實現。
就在胡傅二人為國民政府前途與自己該在何方用力,以幫助政府擺脫困境而焦慮猶豫之際,1947年,胡適借赴南京選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間隙,於10月21日受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邀請共進午餐,這位滿身充溢著書呆子氣味的司徒大使,竟對眾人說出了“中國一兩個月後就得崩塌”的喪氣話。此舉惹得胡適大為不快,當晚在日記裏斥罵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見解甚平凡,尤無政治眼光。他信用一個庸妄人傅涇波,最不可解。”[70]此時,美國政府一些政客拋棄國民黨政府的呼聲甚囂塵上,而作為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應的辦法力挽狂瀾,反而以喪門星的角色,隻知道拿針紮輪胎——泄氣,自然引起胡適等擁蔣政府者的厭惡。而司徒大使本人確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從後來落了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在毛澤東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的聲明中灰頭土臉夾著皮包溜回美國,即可見出其人無膽無識與政治眼光的缺乏和短視。或許,正是這樣的糊塗大使與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涇波之流占據了中美溝通的位子,加之國民黨本身的腐化墮落,才最終釀成了不可收拾之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