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這一與中國共產黨決絕的強硬態度，並不是一時興起的妄言，實與他一貫的政治主張相吻合，同時也是胡適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呼應。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應蔣介石之約共進午餐，席間蔣提出讓胡適組黨並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長，一並請傅幫助說服胡。傅斯年當場予以回絕，謂：“政府之外應有幫助政府之人，必要時說說話，如皆在政府，轉失效用；即如翁詠霓等，如不入黨，不在政府，豈不更好？”又說：“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辦，校長實不易找人，北大關係北方學界前途甚大。”如此談了許久，蔣一直未放鬆，傅隻好答應寫信通知胡，詳述其“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適說明原委，信中說：
適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個星期，發燒到39.8，而蛋腫得可怕，過舊曆年即呻吟最甚時也。老天開這個玩笑，真惡作劇。昨晚出醫院，傳染期已過（入院原為避染他人），血壓較平常為低（熱病後之現象），仍在頭暈。
病發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蔣先生約去吃飯（前約一次，因他約未去），座中無他人。他問我意見，我說了好些，大致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黨派來再“一新天下耳目”，許多事自己可做也。他問我何事，我說了幾件。（二）宋[子文]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實施憲政必須積極，此時盡可無多慮，雲雲。他似乎並不以為然。
接下來，傅斯年敘述了與蔣的談話內容，以及傅替胡適拒絕到政府做官的詳情。最後陳述道：
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不過，假如先生問我的意見，我可以說：
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他們得勢，中國必亡於蘇聯。
二、使中共不得勢，隻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
三、但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四、政府今日尚無真正開明、改變作風的象征，一切恐為美國壓力，裝飾一下子。政府之主體在行政院，其他院長是清中季以後的大學士，對宋尚無決心，其他實看不出光明來。
五、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又假如司法院長是章行嚴（杜月笙之秘書），定不糟極！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評政府的地位，最多隻是辦報，但辦報亦須三思，有實力而後可。今日鬥爭尖銳強烈化，如《獨立譯論》之free 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69]
胡適聽從了傅的勸告，沒有加入內閣成為純粹的國民黨官僚，但辦報的理想亦未實現。
就在胡傅二人為國民政府前途與自己該在何方用力，以幫助政府擺脫困境而焦慮猶豫之際，1947年，胡適借赴南京選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間隙，於10月21日受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邀請共進午餐，這位滿身充溢著書呆子氣味的司徒大使，竟對眾人說出了“中國一兩個月後就得崩塌”的喪氣話。此舉惹得胡適大為不快，當晚在日記裏斥罵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見解甚平凡，尤無政治眼光。他信用一個庸妄人傅涇波，最不可解。”[70]此時，美國政府一些政客拋棄國民黨政府的呼聲甚囂塵上，而作為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應的辦法力挽狂瀾，反而以喪門星的角色，隻知道拿針紮輪胎——泄氣，自然引起胡適等擁蔣政府者的厭惡。而司徒大使本人確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從後來落了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在毛澤東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的聲明中灰頭土臉夾著皮包溜回美國，即可見出其人無膽無識與政治眼光的缺乏和短視。或許，正是這樣的糊塗大使與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涇波之流占據了中美溝通的位子，加之國民黨本身的腐化墮落，才最終釀成了不可收拾之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