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敘述，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及梁再冰、梁從誡等人描繪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裏，這裏是個偏僻荒涼、寂寞的“名副其實的窮鄉僻壤”，除了潮濕、陰冷、簡陋的農舍，就是滿屋子亂竄亂爬的老鼠和臭蟲，可謂“簡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語）。而在傅斯年夫妻眼裏，除了環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條件也如傅斯年給胡適信中所說：“兩處皆是一片大好房子。”從宏觀的角度看，梁家與傅家住房條件基本相當，甚或在上壩月亮田的梁家還更高一籌，之所以產生天壤之別的分歧，主要取決於各自的心境與麵對苦難的生活態度。事實上，傅斯年在來李莊之前和之後，身體、生活條件並不比梁家更好，這一點從俞大綵回憶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屢年來，因為公務奔波勞碌，感時憂國，多年的血壓高症暴發，頭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嚴重。不得已，在（重慶）郊區山中，借屋暫居，借以養病。那時，他奄奄在床，頻臨危境，悲身憂世，心境極壞，看不見他常掛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群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廊外偶而細雨紛霏，又怕看遠樹含煙，愁雲慘淡，我不敢獨自憑欄。
記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顧路途遙遠，上山探疾。孟真囑我留客便餐，但廚房中除存半缸米外，隻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樓，向水利會韓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與韓君，素不相識，隻知他曾在北京大學與孟真同學，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錢。
事隔一月，我已還清債務，漫不經心地將此事當笑話說與孟真聽。不料他長歎一聲，苦笑著說：
“這真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拚命寫文章，多賺些稿費，決不讓你再覥顏向人借錢了。我好慚愧！”我很後悔失言，不料一句戲言，竟引起他的感慨萬千，因為他常為國家多難而擔憂，但他於個人生活事，從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們即遷李莊。[8]
傅斯年到李莊稍作休整，狂漲的高血壓症慢慢好轉，而大山那邊林徽因的病情卻依然沒有康複的跡象。更為嚴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語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時已身染重屙，性命堪憂了。
當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滿頭熱汗地來到李莊上壩月亮田營造學社駐地，見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時，對於林的病情沒有太感意外，聞知梁思永的病況如此之重，則大出意料，十分焦心。
當史語所在昆明時，梁思永曾抱怨此處的天氣不冷不熱，搞得人一點進取心都沒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氣有冷有熱，人會精神得多，也就不會呆鈍，所以“當芮逸夫在李莊找到房子後，梁思永很讚成搬家”[9]。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許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莊之後，盡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後不亦樂乎。當史語所大部分人員遷入李莊郊外板栗坳張家大院後，梁思永考慮到山上的環境可能對自己身體不利，便住進了李莊鎮羊街8號羅南陔家一個單獨的小院中。
羅南陔屬於讀書人出身，時任國民黨李莊黨部書記，無論是思想還是眼界都較一般當地土著為高。自梁思永攜妻子李福曼和女兒梁柏有住進之後，雙方的關係越來越融洽。羅家種植了近300盆蘭花，見梁思永身體比較虛弱，還伴有類似氣管炎的病症，春天來臨時，羅南陔就命家人把幾十盆上等蘭花搬到羊街8號梁家院落，除了便於觀賞，還借以改善環境，調節空氣。當梁思永在緊張的勞作之餘，於院中望著碧綠的蘭花，嗅著撲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時在李莊鎮郊外上壩月亮田的梁思成經常到羊街8號看望弟弟一家，羅南陔與梁思成也漸漸熟悉並成為要好的朋友。當時羅家還開辦了一個期來農場，僅菜地就達一百多畝，從開春到秋後，每當新鮮蔬菜下地，羅家總是專門精選兩份，一份送給梁思永，一份送給梁思成一家，以接濟他們艱難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莊近六年，與羅家的這種親情一直保持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