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把家安在李莊鎮內，生活較為方便，由於史語所在山上板栗坳辦公，上山下山都需爬500多級台階，來回異常辛苦，梁思永便采取周一上山在史語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的辦法，在鎮內家中的時間是每周兩夜一天。當時梁思永的身體尚好，工作熱情頗為高漲，“在山上時，忙於工作，不分晝夜。雖然是研究室內的工作，但拚命的程度，不減田野工作的精神”。[10]
自1934年始，由史語所編寫、出版的中國第一部考古專門報告《城子崖》出版之後，學術界好評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濟等開始籌備安陽殷墟發掘報告《小屯》的編寫、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岡發掘時，恰好小屯的發掘由第一次至第九次告一段落，即著手進行發掘報告編著。受城子崖報告編寫方法的啟發，梁思永擬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岡工作告一段落後，接下來做室內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遺址的發掘，這樣田野、室內均可工作。待報告完成，再去做田野工作。如此循環往複，遺址不斷發掘，報告不斷出版，中國的考古事業將出現一個良性發展的盛況。遺憾的是，盧溝橋一聲槍響，驚碎了這個輝煌的夢。抗戰之前，梁思永隻寫出了《後岡發掘小記》[11]《小屯龍山與仰韶》[12]兩篇文章。僅此二文，就引起學術界廣泛矚目和好評，“在當時都認為在中國考古學上是劃時代的貢獻，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層位予以確定”。[13]
來到李莊的第一個夏天，梁思永精神幹勁一如從前，日間工作之暇，穿著背心短褲打乒乓，以保持健康。與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氣候大為不同的是，李莊夏天悶熱，冬天濕冷，稱得上有刺激性。隻是這種刺激有些過火過度，晚上不但悶熱流汗，蚊子又結隊來叮，這種氣候對他的身體極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臥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還差點丟了性命。
嚐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地的氣候是造成梁思永發病的一個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屙，其病症肇始於殷墟發掘的年代。
1931年春，27歲的梁思永來到殷墟參加史語所考古發掘團工作，由此發現並正確劃分了著名的“後岡三疊層”。1932年，在一次野外發掘時身患感冒，因田野發掘緊張，生活艱苦，梁思永來回奔波，不能稍離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時控製。直至高燒幾日，轉成病情嚴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轉到北平協和醫院住院治療。由於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梁思永胸肋部開始大量化膿積水，協和醫生從他的胸腔內連續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樣顏色的積水。經加量用藥和多方設法救治，方穩住病情。當時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懷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顧。梁思永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漸漸好轉，但未能完全康複，且在未來歲月中留下了一個潛在隱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參加安陽殷墟侯家莊南地與同樂寨的田野考古發掘，接著於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莊西北岡的發掘。也就在這次發掘中，梁思永與夏鼐兩位在中國考古史上影響深遠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對於這次相會的情形，時隔近20年，夏鼐回憶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間在安陽侯家莊西北岡。雖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腦中的印象仍很鮮明。那次也是我們初次的會麵。梁先生那時剛過三十歲，肋膜炎病愈後並不很久。瘦長的身材，蒼白的臉色，顯得身體還沒有完全恢複過來。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龍活虎一般地工作著。他的那種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記了身體的脆弱。白天裏，他騎著自行車在各工地到處奔跑巡視。對於各工地在發掘中所顯露的新現象和產生的新問題，他隨時都加以注意，加以解決。他有時下坑親自動手，有時詳細指點助理員去做。那次的工作地範圍廣達數萬平方米，分成五六個區域，但是幾乎隨時到處都有梁先生在那兒。四百多個工人和十幾個助理員，在他的領導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著，像一部靈活的機器一般。晚間在油燈下，他有時和工作隊助理員談談當天發掘中的新發現，有時查閱各人的田野記錄簿，有時看著助理員們剔花骨等，整理當日出土品，有時和他們討論新問題——因之時常深宵還未入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