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所言隻是事情的一麵，還有另一麵並未提及。聞一多在1946年7月所寫《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曾有過一個片段式的回憶：“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落了。”又說：“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鹹，而雲南的鹽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隻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著報紙得意揚揚說：‘我說了要敗，你看罷！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眾，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10]
聞一多所說的“敗北主義者”代表人物，是聯大法學院教授陳瑾昆，此人不但在飯桌上公開宣講他的敗北主義，在課間也對學生大講中國必亡論，不少教授對其說辭大為不滿，但此人卻不以為然，甚至大放厥詞，公然宣稱做漢奸未必個個都是壞人，就要遺臭萬年等。另有曆史係一年輕教師，把敗北主義發揮到極致，認為“從曆史上看亡國是正常的”，“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一國有興即有衰，有亡才有興，一個朝代與國家根本不可能‘萬歲’”雲雲。[11]這種亡國與做漢奸未必不好的言論，自然得到了像聞一多之類熱血知識分子的強烈反感和斥責。許多年後，同在蒙自的政治係教授浦薛鳳回憶道：“聯大同仁，課餘飯後，對於整個國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對目前戰局前途，不免時常談到。……有時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時飯桌上彼一句此一句雜亂發言。”這些發言，大體上不外分為主戰派與主和派，姑稱為甲乙兩方麵。“甲方麵是著重情感，出於主見，表示樂觀，認為早應抗戰，精神誌氣，較武器尤重要，無論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須作戰到底，而且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乙方麵則著重理智，取客觀態度，持戒慎恐懼之心理，認為當初倘能拖延時日，充實準備，形勢較優，倘能保持主權，雖暫時委屈，可徐圖伸張，諺所謂‘能屈能伸’，亦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甲乙兩方觀點不同，論斷自異。甲方譏乙方怯懦悲觀，乙方斥甲方為魯莽糊塗，甚或如寅恪所雲，‘非愚即詐’。”[12]
從浦氏的敘述中可知，所謂“主戰”與“主和”兩派，不但在共桌吃飯時爭論，在散步遊湖時也經常爭論不休。自以為真理在握的雙方，時常爭得麵紅耳赤，不歡而散，心中形成芥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人謔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的聞一多，當為主戰派的代表，麵對主和派人多勢眾的壓力，他不甘屈服對方的觀點，又憋著悶氣不能傾吐，索性在飯後“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來個耳不聞，心不煩，也算是一個解脫的辦法——這便是聞氏不願下樓的真正原因。
至於蒲氏文中所說陳寅恪雲中國人“非愚即詐”，實乃陳氏一生之觀點，這個觀點萌生於幼年，形成於青年和中年，並在戰前有多次披露。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一個星期後的7月14日，陳寅恪在清華園曾對吳宓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誌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複，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
對於這段話，吳宓的解釋是：“寅恪之意，蓋以勝敗係於科學技術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怯懦而極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實，憑理智，以觀察論斷。但恐結果，徒有退讓屈辱，而仍無淬厲湔祓耳。”[13]
相對陳寅恪的態度，吳宓似乎在戰和之間搖擺，但精神頗為悲觀，他在7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按今茲事變，吾儕不能慷慨激烈，為國效力，已屬可恥，下至個人親友安全之計，雖多議論，亦少實行。日日慮禍變之來，而終無所動作，無所預備。因循鬱抑，坐待事機運命之支配，嗚呼，精神之頹喪不樂，可知已！”[14]
7月21日，吳宓在記述當日所聞戰事情況之後，對陳寅恪觀點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葉企孫、熊大縝來此晚飯，又同出散步。陳寅恪亦來。熊電城中，並閱報，知宋完全退讓，片麵撤兵，日內平郊當可無戰事。然和戰無定策，事事隨人轉，豈雲善計。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複。宓謂仍視何人為之，而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靜讀書。我宜效法。”[15]